巴菲特杂志:人人心中有个巴菲特


  在巴菲特股东大会召开的几天后,我在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问教授罗伊·史密斯:在美国金融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你对SEC近日拿高盛开刀是否有所预料?

  75岁的罗伊教授于1960年代-1980年代期间一直在高盛工作,离开高盛时,他已是高盛的国际资深合伙人。罗伊哈哈一笑,说:“你有没有拿这个问题去问巴菲特呢?”——巴菲特杂志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对高盛的强烈辩护已世所皆知了(据说在巴菲特发言第二天,高盛股票一改多日颓势,日涨3%)。显然,巴菲特对于他当天的发言是做过精心准备的。在开场前的电影里,他再一次播放了他当年为所罗门兄弟丑闻而在国会前作证的录像,“公司亏钱,我还能理解;破坏公司的声誉哪怕一丝一点,我决不放过。”接着,像商量好的一样,他的老朋友,《财富》杂志记者Carol Loomis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看待高盛当下面临的窘境。

  参加了三届股东大会,很少见巴菲特为一件事这么穷根究底地去解释与说明。在数分钟的陈述中,巴菲特的核心观点是:媒体对高盛这笔交易的报道有误导; 这笔交易有四个输家,高盛自己也是其一,最大的输家固然是接受高盛投资建议的荷兰银行,但是它并不值得多大同情,因为你自己要去评估债券的风险、可能得到的回报,以此做出判断,而不是看交易对手是谁;伯克希尔会继续持有高盛优先股,这些股票每秒钟都在为伯克希尔进账15美元,并且,巴菲特会力挺现任CEO 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话说Stern商学院的罗伊怎么回答我那个问题的。他首先自承“我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因为我是高盛的股东,所以我的立场跟巴菲特一样”;然后指出,SEC起诉高盛,明显是一个政治化举动而非法律问题。他说,一般来说,SEC调查一家公司,会先跟公司个别沟通,先让公司内部有一个准备或考虑,而不是像这次这样突然宣布。“这是SEC第一次这么激烈地对华尔街采取行动”,“一定是受到有关命令,以向高盛起诉警告其他的银行。”

  在金融危机中,高盛曾经是“大到不能倒”的典型,布什和保尔森把最丰厚的援助(100亿美元优先股投资)给了高盛。但仅仅大半年的工夫,去年6月,高盛就还清了财政部的这笔投资及23%的利息。“高盛不觉得自己欠政府什么”,而且其高管在2010年初继续享受高达4500万美元的分红,这一点可能让力促华尔街反思并进行改革的奥巴马政府相当恼怒。

  “跟政府斗很难。SEC起诉,会把一个对交易问题一窍不通的大陪审团带到法庭上。高盛要辩护的环境对它是非常不利的。”据此,罗伊认为,高盛到最后一定是跟SEC在庭外取得和解。

  在事发初期相当强硬为自己否认辩护的高盛,在5月的头几天,已表现出了姿态的缓和,比如,同意支付45万美元了结SEC去年对它的另一起“裸卖空”指控。

  “政府代替老百姓告高盛,有时要找一个替死鬼。”罗伊说,他还接着解释,“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不惟高盛老合伙人,即将参选纽约州检察长的Eric Dinallo也承认,高盛在交易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精神与商业道德,但是不是从技术上就一定非法,还不能确定。

  但无论如何,高盛作为一家穿越了100多年岁月的投行的商誉,在此役中受到较大伤害。高盛受到的另一重挑战是:经济危机后,在美国弥散开来的“反犹”情绪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它。长期以来,高盛这家由犹太人创建并控制的投行,因其强大的募融资和游说能力,跟华盛顿有深刻紧密联系,以至于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乃至美国的说法,当然,在公开场合,一般人不会直接将高盛与犹太人划上等号,但无形中,高盛就是犹太人在华尔街与美国势力的化身。在经济危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反犹势力很容易与讨伐华尔街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指向高盛。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犹太人的某种民族记忆:他们是两千年西方社会每一次大危机的“替罪羊”。

  这是一个更暧昧的解读了。还是回到商业,回到巴菲特股东大会现场。到巴菲特在阐述完高盛问题,并习惯性地问芒格有什么补充的时候,芒格基本上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但却流露出了一点小小的异议,或者说是提醒。他说,商业的标准不应该建立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他说,“在你应该做和你能做的事之间有一大块地带,它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公司不应该在那附近活动。”芒格此话在现场赢来掌声。——巴菲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