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维权服务网》报道了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农民工胡吉春的遭遇，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胡吉春，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他和其他4名农民工很辛勤地劳动，却得不到应得的工资。他代表同伴去讨要工钱，反而送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当地司法机关不是依法审判，而是对凶手网开一面，从无期改判到15年，又从15年改判到10年，让人们感受到法律一次次遭到强奸。
司法手段不仅应该追求基本的“合法”，更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正当”，只有这样，司法才能成为社会公义的更好保障。 在胡吉春案中，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体现在哪？胡吉春受到不公平待遇，最后还惨遭毒手，得到了社会关注和普遍同情，法律能够真正体现公正吗？常态之下，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至少不能相距太远；如果相去甚远，则说明这样的法律已非常可怕，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网民认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能光挂在嘴边，鉴于杨宝勇是耍赖拖欠工钱直至故意杀人，法院判决时应考虑加重处罚，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警示那些“坑害农民工的黑心老板。”因为，胡吉春被杀前，公正被扭曲了一次，凶手杨宝勇从无期改判到10年，三次判决一次次减刑，法律公正一再被扭曲，如此扭来扭去，法院公正夫复何存？如果当地法院不依法严惩黑心老板杀人，这对那些被欺压的农民工群体可能是一个后患无穷的心理暗示———采取暴力吧，反正杀人可以不判死。
一位专家提醒说，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神圣宗旨。
近年来发生的为讨工钱而被杀案件已经引发了公众的沉痛思考。当一个人奉公守法仍不免受人凌辱，像胡吉春那样老实善良却得不到劳动报酬反受到殴打致死。制造悲剧的是那些人性沦落、心灵的颓废仇视弱势群体的老板。接二连三发生的农民工讨薪惨剧向我们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信号。以下两起因讨薪引发的案例再次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今年6月，因帮父亲讨要700多元工钱而犯下故意杀人罪的时玉峰，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今年10月11日，四川都江堰某开发商面对代表200多名农民工讨薪的三名包工头，不仅不支付工资，也不支付生活费，且不做任何解释准备乘车离开。三名工头挡在车前，站在车旁的一名男子突然从身后掏出一把匕首刺倒一名包工头；另两名包工头见状赶紧转身跑开，这时旁边又冲出两名男子，把两名包工头砍到。伤者被送至都江堰市医疗中心救治，其中一人雷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农民工的权益一再被侵害，是“黑心老板”无端地侵吞劳动者的血汗。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钱，表面上看伤害的是农民工兄弟，而它对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危害之大，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欠债还钱，付出劳动得到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但在遇到克扣或无故拖欠时，老板就采取极端方式，甚至不惜触犯刑律。
胡吉春被打死一案件的处理，引起全国民众的瞩目，人们除了关心胡吉春本人的命运以外，同样关注的是国家和法律对待各种人、各种利益的态度。法官如果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使社会所期望的各种公正得到平衡，作出使各方都相对满意的裁判，这确实考验法官的胆识、智慧和良心。当然这不单纯是裁判杨宝勇是否判死刑，也包括已几次改判依据和理由，人们在等待此案有一个公平公正结果。
胡吉春是整个事件的受害者，他至死不能瞑目，然而，作为受害者家属，伤痛永难弥合。胡吉春被害一案在法律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法律专家从法理、民意、政治等诸多方面分析认为，胡吉春案的处理应慎重。一些网民甚至专家主张对杨宝勇这种人应处以极刑。
一些法律学者坦言，胡吉春直至死亡始终处于弱者地位，他被杀了，凶手判了无期，却又被改判15年、10年，这是法律的判断吗？常态之下，法律的判断应基本一致，从胡吉春案中反映了法律的审判反差甚大，这是非常可怕的，势必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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