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解放初期到7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从贫民到革命前辈都要放进革命的熔炉里烤一烤。仅“土改运动”中就有占总人数9%的农民遭到批斗，“镇反”中有1.24/1000的全国人口被杀，“反右运动”中有50万民族精英被迫害，还有无数革命前辈被打成反革命，惨遭迫害。时代是进步的，胡、温执政八年来，没抓几个人，更没杀人，胡、温是老百姓的活菩萨。咱老百姓啊，真高兴！

在《世界上的反华国家》一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天朝在国际上是何等孤立。实际上，和天朝关系稍微好点的，只有朝鲜、伊朗、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几个国际著名的垃圾国家。与之为伍，不仅败坏了天朝的声誉，还使天朝腐化堕落。“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不过，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于建国初期，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承认，与各国都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之中。

天朝在国外没有朋友，树敌无数，在国内就要统一思想，排除异议，以一个人的思想为核心，凡是反对者就是敌人，就是反革命、反党、反国家。制造敌人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乐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哲学告诉人们，没有敌人，存在就失去了意义。没有敌人，也要搞出几个敌人出来。

敌人产生于历次政治运动。有人粗略统计，天朝共搞过60多次各种群众运动，而胡甫臣先生的统计是52次（见《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其中有遗漏。美国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中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计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出10倍）”。每次运动都会有一大批人遭殃，进而失望、绝望。下面仅简单列举几例，看看敌人是如何制造出来，进而被打倒的。

1，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要求剥夺富农和地主的土地，重新进行分配。有民主人士主张采取和平手段：“只要政府颁佈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老毛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农民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运动中，农村人口被划分为僱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僱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是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要进行残酷批判，血腥斗争。

根据喻权域的回忆，土改“召开诉苦会、批斗会。……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馀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当时的中共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採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老毛的批评。1951年 11月，老毛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老毛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根据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数据，土地改革前，富农和地主占农村全部人口的9.4%。这么多人口，在土改中成为共和国的敌人。

2，镇压反革命运动

老毛认为，必须“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镇反”中一度出现大捕大杀的局面。据有关统计数据，1951年5月，捕犯358000余名，处决100840余名，10月数据上升为，捕犯468385名，处决139435名。“镇反”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以至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和其他方面的高级民主人士，因为他们的家属和戚友，在土改和镇反中被杀、被捕、被‘扫地出门’或被没收了城市中的若干财产，已引起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对于统一战线已发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在后来的指示中规定了了杀人标准：“只杀有血债的，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其中“杀反革命分子71.2万名，关129万名，管制120万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名”。以处决71.2万计算，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1.24/1000。他们被看作共和国的死敌。

3，三反、五反运动

新政权刚刚诞生，贪污、腐败就开始滋生蔓延。1951年，东北局送来高岗书记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老毛震怒了。他转发了高岗的报告，要求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战争来进行。1951年12月1日，中共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全国掀起了“三反”运动的高潮。

但是，“三反”中，严酷的命令代替了法律，完全失去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如，中共在电报中下了硬性枪毙指标：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对西南军区简报的批语说：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几百只，每个大省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多只，今天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对山西打虎数目的批示中说：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1000个至1300个，其中应有大老虎100个至130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

“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很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现象，而这一切被归罪于资本家的腐蚀。老毛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亲自指导“五反”运动，使“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1952年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结束。据统计，全国有850万至900万人参加“三反”运动，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仅占总人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仅占总人数的4.5%。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束后，守法户占总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仅占4%，完全违法户仅占1%。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这表明大量守法官员和商人被作为共和国的敌人，遭到打击。

4，反右运动

1957年，党内掀起“整风运动”，同时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各界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进入“大鸣大放”时期。知识分子们还以为中共有民主作风，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殊不知，这正中了“引蛇出洞”之计。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出“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10月，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划分“右派”，“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据1978年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有55万人被打为“右派”。被打为“右派”的基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多为中华民族的栋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民主力量的中坚。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的就有：社会学界著名人士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自然科学界著名人士钱伟长（中国现代力学奠基人之一）、金宝善（中国近代卫生事业奠基者之一）、程士范（中国现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曾昭抡（中国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国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袁翰青（中国现代著名化学家）、雷天觉（中国现代机床工业奠基人之一）；文学界著名人士丁玲、萧乾、艾青、王蒙、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孙大雨、傅雷、姚雪垠、刘绍棠、流沙河、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历史学界著名人士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 一旦被打为“右派”，轻则降职免职，重则劳动教养。很多人不堪忍受屈辱自杀，或遭折磨致死。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甚至“摘帽右派”再次受到迫害，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人。

“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成为“走资派”、“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成为共和国的敌人，他们再也不敢批评党和政府。

5，除四害运动

不仅人可以成为敌人，麻雀这样的动物也可以成为国家的敌人。1958年2月，大跃进初期老毛发起的“除四害运动”,要求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四种动物。运动掀起后，从城市到农村，这四种动物遭到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多年集体捕杀。但麻雀被消灭后，生态失衡严重，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粮食严重歉收，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除害成了为害。

“群众运动”是树敌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此外，“党内斗争”也是同样重要的形式。通过“党内斗争”可以在党内树立敌人，如刘少奇、林彪、高岗、彭德怀就这样变成敌人的。共和国运动迭起、斗争不断，不难想象到底有多少人变成了敌人，他们占国民总数的比例如何。淹没在敌国的海洋中，又被国内敌人所包围，而仍能生存是一个奇迹，深刻表明我党是久经考验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