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父过重阳

徐晓

10月16日，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这天，阳光朗照，一周的阴霾一扫而光。中午老父就打了电话要我过去，但我喊了清洁工正做清洁。老父说，那就过来吃晚饭。于是，下午5时，我从江北的东方港湾坐车到海关，再由海关转车去了渝中的七星岗；再穿过通远门，走过金汤街，再折进领事巷，就来到老父的家。

家里冷冷清清，保姆已经做好了饭菜。我进门，老父说，走这么久。我说堵车；其实周末并不堵车；江北到渝中，正常路况下要走一个钟头。

老父一生很节约，即使他的离休工资并不少。桌上有卤菜，老父说是廖记棒棒鸡买的，是半边鸭子，还有一碗夫妻肺片；另外保姆自己炒了几个菜。多年的习惯了，老父过节都是这样。

我已不吃卤菜了，也不是口味高了，而是对身体不好。我们父子就着啤酒，慢慢的吃饭。保姆是綦江人，人很老实，她说到綦江县城，还要走四个小时的车程，大山里边很偏远的。

去年母亲去世后，老父先是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又去达县小妹家住了大半年。中秋前回了重庆，在我家住了一周，他说还是找一个保姆，于是我给他找了保姆。

吃了饭，我们边看电视边聊天。老父说家里许多电器都坏了，海尔洗衣机修了几次没修好，长虹彩电也这样。准备把它们都拿去以旧换新。都像我一样，都老啦。老父很难得的幽默了一把。他说，出去走走；也顺便送送我，时间不早了，坐车不方便。于是，他拿了一把手电，这里的房子是中医校的集资房，中医校合并到重医去了。时过境迁，不过十多年的房子，旧成了这样，楼梯居然没有电灯。老父只好拿着手电走步了。

我和老父并肩走在领事巷的幽深小巷里。我一下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多年来走过这幽深的小巷，没有遇见过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想当年郭沫若也曾走过这幽深的小巷吧，他写《屈原》就在不远处的天宫府。我记忆中从没有和老父这样肩并肩在小巷里走过。老父脾气不好。我从未在他的人生字典中翻到过“慈祥”两字，像今晚这样的慈祥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我们继续走在领事巷幽深的街道上，这里早已没有了历史的印记。1900年后，英国驻重庆领事馆迁移至通远门内右上方的老城墙边，这是西方国家在重庆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因为英人生意做的奇好，美国人眼红。1896年12月，美国也要求在重庆设立领事馆，清政府便划出通远门老城墙边五福宫前一大片土地，设立领事馆区，法国驻重庆领事馆从二仙庵迁移至此，美国驻重庆领事馆亦设在该处。   

如是，原本地处僻静，道路狭仄的小街巷，因英、法、美等国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小街巷故得名“领事巷”。这是领事巷厚重历史的一个片段。

但当年的使馆区的高贵神秘，早已被市井繁杂人间烟火所取代。我们走过妇幼保健院，这里周围做妇幼产品生意奇好。老父说，当年你妈就在这里上班。我说，母亲不是在小什字的市一院上班吗？老父说，那是54年才搬过去的。原来的一院就在这里。我是第一次听老父说这事。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这是当年卖得很火的一本书。这是号称“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次女章诒和写的一本回忆录。并以此书献给已在天国的父母。书中描述史良、储安平、张伯驹、聂绀弩、康同璧、罗隆基等赫赫有名的右派的起落沉浮，仿佛是一幅壁画，浓彩重墨间呈现出历史的真、人生的幻……

我的老父没有那么出名，但他也曾是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之一，当年毛泽东一句话，就产生了55万多右派，加上他们的亲人，怎么也是几百万吧。事实上，这个数字大大缩水。《直立行走的水》（《南方周末》2009年2月19日）披露右派人数不是50多万，而是300多万 。如果这个数字属实，那么加上他们的亲人，估计怎么也会突破千万吧。我们只不过是受难的千万家庭中的一家罢了。

老父是江苏扬州宝应人。年轻的时候在南京读书。百万雄师过大江后，共产党非常匮乏干部，于是大量招兵买马，主要是从学生中招收；父亲于是参加了二野的西南服务团，要南下接管西南。

于是就这样一路南下，准确的说是从东边往西走，他们来到了国民党经营多年的陪都重庆。他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当时重庆很落后，七星岗两路口一带全是乱坟堆。他们长途跋涉，穿山越岭，吃了很多苦，有许多学生兵在路上被乱枪打死了。他说，当年刘邓都给他们讲过话，刘伯承说，你们参军不是好玩的，是要流血的。刘说的是实话。

西南服务团共约一万七千人，直属第二野战军政治部领导，为解放、接管和建设大西南服务。从1949年7月开始，西南服务团在南京集训了三个月。行军八千里，步行三千里。火车先是北上郑州，随后火车转而南下，到了武汉，驶向湖南。从沈从文的故乡边城入川，穿过秀山等今天的旅游名胜，来到重庆。西南服务团主要是来做接收工作的，也就是要迅速的从溃败的国民党政权中把各机构接管过来。父亲参与了卫生部门的接管，因此，以后他一直在重庆的卫生系统工作。

1956年之前的五十年代，是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是中共最为清廉的年代，也是父亲最为春光得意的年代。他脱下了军装，投身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他见证了成渝铁路和大礼堂和体育馆的修建；并且，他和母亲结合了，并有了我和妹妹。如果没有那一场反右的运动，那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眼前，我们走到通远门城门下，老父说，我回去了，你去坐车吧。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老父花白的头发，苍老的面容，不禁眼睛发热。父亲年轻的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帅哥，1.78的个头，方脸，挺直的鼻梁，又是军人出身，走路腰身笔挺，很多女人都追求过他。但眼前的父亲，82岁的老父，风采早已不在，岁月的痕迹无情的在他的脸上雕刻着沟壑，多年的打击，他的眼中已黯然无光。

眼前，我居然和他有了依依不舍的感觉。我说，我们再走一会吧。我很难和他一起散步，多年与他的分离，使得我们父子非常隔阂。事实上，我们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虽然后来我们又都回到了重庆，但我工作忙，几乎一周只有半天时间能见见面，主要是为了看母亲。从情感上，我们有时形同路人。

他是1987年才又回到山城重庆来的。那之前，56年他被打成右派后，他坐过牢，后来被发配到雅安的大山里挖过矿，最后又打发回江苏老家当农民。他比作家高晓声还惨，高只是当农民，他还坐过牢。但今天我仍然不明白右派为什么会坐牢？我曾反复追问父亲究竟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为什么会打成右派？父亲始终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不管说了什么，在今天看来，以言论罪是非常荒谬的，但当年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更惨的是，他被迫和母亲离了婚。当年的离婚是政治任务由组织安排的。母亲后来发配去了大巴山也是组织安排的，美其名曰为支援山区。我不知道有多少右派的家庭被人为分离？像流沙河那样夫妻始终不分离的恐怕是太少太少了。我母亲是凡人，但因他们的离婚晚年生活的不幸是一个重要原因。

父亲81年才被摘掉右派帽子，他为此非常感激邓小平，邓小平的老家也是我母亲的老家，在广安还没有成为旅游城市前，在80年代初，父亲就专此去拜访了邓小平的家乡。

再后来，在妹妹的撮合下，他终于和母亲复了婚。那时我们和母亲被发配到了大巴山深处的山沟里，那其中的苦难和灵魂的折磨是外人不可知的。

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应该是幸福的。但不知为什么，老父和母亲回到重庆，我们的家里却失去了平静。父亲性格异常古怪，也变得非常吝啬，如同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但他并没有葛朗台的黄金。照理说，他的离休工资与同龄人比，应该是不会少的了。但多年的苦难生活使他完全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他回来的第二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了。也就是说，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而这个离家是被迫的。

他和母亲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如果这也是一种生活，也就罢了。但不幸的是母亲的晚年几乎都是在病中度过的，最后的几年是在轮椅和床上度过的。虽然也有我们姊妹的关照，但更多的是一个老人要面对另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中国老人没有国外的那种相对完善的服务体系，主要依靠亲人。如果亲人经济尚可，感情尚好，那还相对可以安度晚年。我那时女儿还在读书，经济还比较窘困。妹子都没在重庆。照顾母亲主要靠父亲。年轻时该在一起人为的分离，老年在一起又是重病的老人，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帕金森病加老年痴呆，几乎废人一个了。父亲内心的苦只有他知道，父亲的脾气又怎么好得起来呢？

我们在通远门前面的小广场分手了。他往回走，昏暗的灯光下，他佝偻着背，小心的往前走。旁边跟着綦江来的保姆，很陌生的。为什么他不愿意跟我们住一起呢？他说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习惯，几十年一个人冷清惯了。传统中国人喜欢儿女成群，四世同堂。我有了外孙，他也应算四世同堂了。我曾叫他写一份家谱，说了好几次了。但他说，许多长辈他都记不住了。

名人大多晚年孤独吧。张爱玲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属于望族了。但她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美国的一个城市的公寓里。凡高、尼采、海明威、叶塞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三毛……这些人都是自杀而死，他们的内心不知有多孤独。有多少人能够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呢！刘胡兰算一个，今日的金正银算半个吧，他生的伟大，有光荣的领袖血脉。

 老父走远了。我一个人看通远门天上的月亮，有一点发毛，恐怕天要下雨了。七星岗车站前有10多个儿童在溜旱冰，有一个溜在我的面前跌倒了。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就是了，他又欣喜若狂的往前溜了。老的正在老去，包括我自己。少的正在成长，包括我的小外孙。希望总是有的。当下，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口号，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这一步也走了30多年。

     国家是越来越富强了。这种富强随处可见，不远处的改建后的重庆宾馆高290米的主楼已经封顶了；比解放碑的世贸中心还要高28米，但与江北嘴规划修建的高520米的未来高楼要低很多。高楼是财富的象征，重庆的高楼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密集的了。

这与当年包括老父在内的一代人的奋斗分不开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类成长的历史犹如鲁迅形容的森林成为煤炭一样，过程是缓慢的，牺牲是巨大的。老父如果说也算是一种牺牲的话，那也是历史的裹挟。用黄宗宇的大历史观来看，他的牺牲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是沧海一粟。与那些折磨死包括精神和饥饿双重折磨死掉的右派，老父算是幸运的了。比较起来，我经历的苦难简直不值一提了。

苏格拉底说，患难及困苦，是磨炼人格的最高学府。巴尔扎克也说过，苦难是人生的老师。但我还是希望苦难尽量的不要发生了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

我为之祈祷！

2010-10-17晨5时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