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岁那年，快到暑假的时候，我忽然得了咽喉炎，天天咳嗽。起先我浑不在意，因为鼻咽相通，我以为是北京太干燥了，用点薄荷油滴鼻剂就能好。在这方面我有过经验，曾经屡试不爽。然而这次却失败了，不管我多么频繁地用薄荷油，咳嗽依旧。我感觉喉管处仿佛有个机器在不断制造痰液，那种难受无法形容。时时刻刻想卡住自己的嗓子，把痰吐出来，却怎么也吐不干净。

这病弄得我寝食不安，你想想，每天要带着一大卷纸，随时要吐痰，既不卫生，也不雅致。一连两个月，用药无数，甚至把咽喉片当杨梅吃，也不见好转。在八月份，我回到南昌，妈妈看我难受，果断地拉着我去庙里求药。

在这里要插叙一下，我妈妈年轻时是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她没多少文化，这使她在全国无孔不入的喇叭宣传下，迷失了自我。我认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能成功抵制意识形态宣传的只有两种人：流氓和清醒的知识分子，前者深知任何理想都是瞎扯，甩开膀子打江山坐江山最实在，打不了江山，打下一条街，也可以收点保护费，过上吃香喝辣的生活。清醒的知识分子呢，有古往今来的书籍做武装，深知某些宣传不过是洗脑，既蛮横又无耻，所以能独善其身。而我妈妈既不是流氓，又没什么文化。她曾经干过一件非常荒唐的事，带着一帮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指点他们挖院子里某棵树下埋着的家里积攒的银元。多年后我听外公他们说起这件事，简直不由得喷饭。

我外公他们为什么不能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银元献出来呢？难道他是流氓，能抵御洗脑？我觉得这倒不是，他只不过还有起码的常识，知道那种宣传的“某些部分”有点不靠谱。而且他是家长，把家里的所有钱交出去，全家不能靠喝西北风生存。在除钱财之外的其他领域，他还是基本能做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然而，就是我妈妈这样的人，在接近五十岁的时候，突然信奉上了菩萨。我之所以不说宗教，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我从未见谁信奉菩萨，是为了取得心灵的安宁。不管佛教如何博大精深，中国人都只把它当成原始神道来看待。秦汉的人民祭祀社神、灶神，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点意外的好处，所以才有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的典故。同样，遍布全国的善男信女，大多目不识丁，谁也不会去理会佛教那浩繁的经典，菩萨不能给我好处，那我是不会求他的。我妈妈就是这样。

她的信奉菩萨，是源于在四十九岁那年，突然患上了胃病，身体急剧瘦损，求医问药无数，时好时坏。痛苦之时，恍若不欲生。最后渐渐有人给她介绍“师傅”。我不愿说对“师傅”有所亵渎的话，因为我妈妈深信，她现在病体平复是“师傅”的功劳。即便我觉得荒诞，那也只能由它。也许这世上冥冥之中真有所谓神灵，我有时这么想，但旋即会失笑：怎么可能。我宁愿相信妈妈的平复，是因为自身抵抗力，加上药物的原因。

某年春节，我突然产生了好奇，决定去看看她那位神通广大的“师傅”。爸爸给我打预防针：“你去可以，但不要抱着幻想，以为要去见书上或者电影里的那种活神仙，仙风道骨，须发银白。身边养着两只红头仙鹤，手挥佛尘，目送五鸿。那人很普通，你见了必定失望。”

怀着采风兼好奇的心情，我仍是去了。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身体强壮，皮肤黝黑，说一口极乡气的南昌话，四声调类和我熟知的南昌话大多不同，塞音常常发成擦音，舌尖擦音常常发成舌面擦音，完全是个标准的乡下老农民。然而妈妈对他却很敬畏，当时隔着老远就对着院子大喊“师傅”，仿佛迷途的羔羊。

“师傅”应声出现在院门口，怀抱着一捆枯萎的稻草，不知道他刚才在干什么活计。

于是我听他跟妈妈寒暄，说了很多“案例”，主角都是他解救的羔羊。我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研究他的发音，颇有收获。时近中午，他热情地留我们吃饭，我们坐在一张填满油腻腻黑色污垢的方桌边，坐在同样填满油腻腻黑色污垢的长凳上。桌凳本身都是素面，没有髹漆，但就这样由污垢们越俎代庖了。“师傅”极豪爽地招呼我们吃菜，几个粗碗里盛着各样蔬菜，正中是一碗红烧肉，算是唯一的荤腥，我尝试着想夹一块，却发现是块肥厚的肉皮，肉皮之上，矗立着密密麻麻寸许长的猪毛，一捞出碗，则油汪汪闪烁着着晶莹的光芒，宛如睫毛上的泪珠。我只好讪讪地把筷子缩了回来，百无聊赖地扒着白饭。

“师傅”一边吃，一边继续阐述他的那些神仙理论，他认定我妈妈是龙太子附体，“有神仙份”，让我有穿越之感。偶尔他会使劲擤两把鼻涕，因为用力很猛，成瀑布状射入脚下的泥地中，随即他用穿着解放鞋的脚尖铲起灰土，将它们彻底埋葬。那双擤过鼻涕的劳动之手，则在凳子背面一蹭，继续拿过筷子，一边往嘴里塞红烧肉，一边大笑剧谈，宛如笔记小说里的侠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