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很乱！
法国连续爆发数百万人的大罢工，欧洲其他国家的罢工更是此起彼伏，这对社会的安定与居民生活带来就很大的困扰。
美国茶党甚至把游行队伍开到了白宫附近，成为一种改变现有政局的力量。
外国政府经常会遇到暴乱、政变甚至武装对抗。相比之下，生活在安定的国内环境之中的中国人是幸运的。
钓鱼岛事件之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人政府官员与民众释放其反华情绪。
日本约1500名右翼分子16日在东京举行反华集会，准备 “包围”中国大使馆。日本不负责任的言行不仅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也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然而日本一些官员和政客仍在继续不负责任的言行，甚至有人公开叫嚣“中国威胁论”，前首相安倍晋三更是诬称中国奉行“纳粹式扩张政策”，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日前称中国为应对撞船事件而采取的措施是“歇斯底里”的。中国外交部也仅仅对“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背道而驰的言论感到震惊”。
但是西安、成都等地爆发反日、抵制日货的游行，中国外交部人员希望理性与克制，顾全大局。媒体甚至封锁消息，民间人士惊呼——难以理解！
所有的媒体都在传颂着温良恭俭让，任何一个主题都可以搞联欢晚会，明星走红地毯，观众笑语欢歌。可谓全民娱乐，其乐融融。
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这样的场景。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灯节、中秋等重大节庆时机，皇帝与百姓普天同庆。
我们已经习惯了将民意作为对政治歌功颂德的工具，成为太平盛世的注脚，中国的民间处处洋溢着“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今天是个好日子”的幸福之情。
同时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让我们感觉不爽的事情：
物价飞涨、工资停滞，工作机会越来越难得，工作越来越不稳定，生活压力与税收压力越来越大；房子越来越住不起了，教育越来越像是奢侈的消费了，医疗越来越显现出势利眼的态势了，就连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让人充满了不安全感。
能源、资源、股权、定价机制、决策机制等等，中国可以得到的自主权越来越稀薄，人在家中坐都可以“祸从天上来”，更不要说保境安民了。我们不能不怀疑，那些洋溢在脸上的幸福，有多少是发自真心的？那些内心的苦楚，又何以得到自由宣泄？……
即使尽量在尝试用各种方式宣泄，但大体还是以被封杀的居多，不留神还会招致灾祸。
如果不能顺畅地满足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民众的不满就会淤积，并对基本的管理造成阻抗，那种阻抗单纯停留在心理层面，仅仅是不满与懈怠；上升到行动上，就会形成破坏性的力量。那股力量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士与组织所利用，都会对政权的稳固造成极大的威胁。
尊重民意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就可以知道了。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遵循金属货币的原则，铸币所用的金银铜等贵金属都是用从民间回收的器具的形式来满足，但随着明末清初的经济发展与百废待兴，作为金属货币的金银铜等越来越捉襟见肘。
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不惜到日本区进口铜，甚至把暂时不用的红衣大炮都要捣毁提炼出铜，这种损害国防战略也要保障货币战略的办法，都用上了，依然没有让铜币的短缺得到缓解，虽然清政府知道陕西以及黄河中下游的某些省份铜矿资源丰富，但一直都没敢解除铜矿开采的禁令，生怕触动众怒，遭遇民间的抵抗。
到康雍乾时代已经成为危及国家的战略问题，直到云南会泽发现并开采大量的铜，并倾全国之力，完成“南铜北运”的大计，国家财政才稍微有些缓解。
历史上的满人政府尚且对民意有如此的忌惮，更不用说是300多年之后的今天了！
集会游行原本是人的基本权利。更是让管理者得到民心所向的直接而有效的渠道，而且被管理者必须要找到相应的渠道，发泄自己的怨气。才不至于使得积怨从量变转变为质变。
专制体制下，统治者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原则，用拥堵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刺耳的意见，注定是会造成民怨的“堰塞湖”的。自己被蒙蔽还在闭目塞听地制订各种政策。
民间人士如何发表不同意见。
既然是来自民间，势必以通俗与感性为主，就不能要求其具有很强的理性与克制，甚至很多时候都是不讲究策略的。
但难道我们的民意表达得确实顺畅吗？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对不同意见如此的如临大敌？
即使是表达中国自己的主权维护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呼吁，都要遭遇封杀？
有网友签名说：既然中国可以说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说NO！
当集会游行成为歌功颂德的代名词。当信访制度遭遇各种无法拿到台面上的方法的阻挠甚至践踏。这才是中国政治改革与民主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根源问题。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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