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到“国强”的挽歌
---谈巴曙松思辨的陷阱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思辨》是巴曙松,赵勇在《人民论坛》2010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与众不同处是提出了“国富到国强”的转换：“总之，民富与国强互为依存，相得益彰。民富为国强奠定着基础。国强为民富提供着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民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国强，也只有这样的国强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
巴曙松把民与国这一对矛盾体，硬依存在一个利益上，为“包容增长”思辨作了注解。
“民富国强” 源于汉朝赵晔在《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说：“越主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越国国王充实粮库和国家财政，开垦土地，人民富足国家强盛。
越王遂师八臣与其四友，时问政焉。大夫种曰：“爱民而已。”越王曰：“柰何？”种曰：“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越王曰：“愿闻。”种曰：“无夺民所好则利也，民不失其时则成之，省刑去罚则生之，薄其赋敛则与之，无多台游则乐之，静而无苛则喜之；民失所好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有罪不赦则杀之，重赋厚敛则夺之，多作台游以罢民则苦之，劳扰民力则怒之，臣闻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如兄之爱其弟。闻有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越王只听信了大夫种关于“富民”之言，“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于是人民殷富。” 越主内实府库，不用“师八臣与其四友”，自有复仇主张：“从前越国败逃而丢弃了祖宗的庙宇，我自己沦为囚犯，我的羞耻天下人都听说，我的屈辱传遍了诸侯各国。“
这就是韬光养晦之术。人民十分富足之后，是为了”身穿铠甲上阵杀敌的勇气“。古之赵王都知道民富才能卫国。而不是国强才能卫民富。赵王被俘，赵国人民一样过着耕种养息的日子。并不要勾践保护。
巴曙松思辨的陷阱，就是借用“勾践归国外传”的“民富国强”称霸世界。“国强为民富提供着保障”一句，坚守着社会主义阵地。
马克思主义经典从来就没有关于“民富国强”一说。恩格斯和马基雅维里都认为“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都是暴力控制人民的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并没有相依相存之关系。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资产阶级。这一伟大目标与勾践大同小异。勾践复国而已，社会主义要解放人类。这与真主教没有区别，只不过配上了科学的武器。
冷战结束后，阶级、解放和革命的词句收敛了。初级阶段，解放思想，包容兼融塞在“特色社会主义”里，这与57年大鸣大放的理论没有区别，虽不再“引蛇出洞”运动围歼之，却也有底线坚持之，这就是巴曙松的“国富”到“国强”的思辨陷阱。
通俗说法叫做“交保护费”。
试问，香港没有军队没有税收，也没见人民死光光了？中国外交部在抗议日本钓鱼岛撞船事件声明中也说：“当今世界不再以战争解决地缘争端。”中国人民为什么要继续为宠大到忍饥受练的国家开支埋单？可不可以选择香港政府来当家收更少的“保护费”？
巴曙松的“国富”到“国强”的具体方法不可能富民。
他说：“从国有经济角度出发，在促进国有企业在非竞争性领域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确保全社会能共享国有经济创造的财富。“
这是一句互相矛盾而又晦涩难懂的话。不谈“非竟争性”领域的划分特权，就是“确保共享”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巴曙松就举重若轻“没有办法”！
他指导空气说：“在操作层面上，应从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几个方面入手。以二次分配为突破口，在初次分配中辅以行政干预的思路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
在行政与民生对立的体制下，干预与上访相冲突如何共识？
继续实行“没有强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呢，还是出动特种部队？
他自语自言道：“二次分配主要是指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的现金或实物收入。目前来看，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各种建议中，均明确指向二次分配领域。均提出要通过税收加大对垄断行业和企业的收入调节。“
垄断行业和企业欠收，赤字大到亡国。有税收吗？人浮于事，官僚家属把国家当作吃官粮的休闲山庄，洗钱的绿色通道，特权的现金钱包。国家正名的输氧瓶，GDP的自动加数器。赤字大到亡国。总经理用减亏提成，何来税收？
“在一次分配改革中，可以考虑逐步建立工资的协商机制。政府对社保增加的投入，可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用来作为政府对社保的投入。”
更是画饼充饥。
有人只看到国营干部的分红，没有看到他们的库空！他们的钱不是赚来的，是巴曙松印出来的。
按巴曙松的一套办法，仍然是杀鸡取卵，打私济民，继续做“国富到国强”的特色梦。
张维迎引火烧身地提出了一个美国模式：”政府应为改革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李泽厚乐观地认为100年才有可能实现。他认为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至少要50年才能脱掉“封建式”。
索罗斯认为，中国越强越为其野蛮制度延长了寿命。（大意。详见选网：未来的中国讲座）
我认为“道之无存，何以谋策？”不把人民的福祉与国强彻底分开，不可能民富。
正如《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思辨》一文中，一再坚持的“国富到国强”的特色梦一样，人民的福祉不是包容国强，而是万世千秋执政的人的传世财产去包容民富。
明君之下，巴曙松会在”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鞍前马后哼点小曲，暴君之下，巴曙松只能“机关算尽民穷国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们，任何方针是与一整套体制结构相辅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富不能与国强相辅相成”。这一道理张维迎欲言又止地讲到位了。别说中国传世的顽固，就是两代不往来的西方都断不了子承父财，何况中国国粹如此排外。2.4万亿储蓄之外，己经有多少进了不该进的陷阱？这一点，最有帐底的人就是巴曙松。而你，还在国国国地唱蛋歌。
巴曙松的“国强”实际上是即得利益集团的“子富”。
特色社会主义评出的巴曙松博士后，写了一首“国富”到“国强”的挽歌。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