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92年青春诗会


                   “走西口”的诗人们

                        ——回忆1992年青春诗会

                            ■ 洪烛
    拥有青春是美丽的,自己却意识不到这种珍贵,因为渴望的是成熟、更加成熟……只有在回忆青春的时候,才能知道它究竟有多么美丽。青春的滋味经得起反刍,在反刍中实现全部的价值。实际的青春只不过是一切的开始,直到生命结束,我们对青春的回味才可能结束。诗使我在人生中任何阶段都不孤独。当我回首青年时代,总要想起1992年,在北京卧佛寺参加的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香山脚下晨钟暮鼓的寺庙,成了我写作生涯中的标志性建筑。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发表在《朔方》上,将其戏称作“庙会”。我仍记得怎么坐地铁到苹果园,然后转乘公交车抵达卧佛寺,心情激动得就像赶一次稍纵即逝的庙会。青春诗会自创办至今已30年了,不知道还有哪几届是在寺庙里举办的?我估计自己参加的是青春诗会中惟一的一届“庙会”。

    1992年,我刚刚25岁啊,却已有了十年诗龄(自发表处女作算起)。25岁的我,大清早背着旅行包在长长的石砌台阶上走着,有一个很像侠客的黑衣人,穿一双老北京布鞋,健步如飞地超过我,径奔寺庙一隅的卧佛寺饭店而去。我猜测他也是赶“庙会”的。报到时才知道:他是37岁的阿坚。他比我要着急,因为他赶的是青春的末班车。阿坚在北京胡同里长大,又徙步行走了大半个中国,是诗人中极富有传奇色彩的旅行者。他是为写诗而热爱旅行的,还是把旅行当成了行为艺术?他在青藏高原转了一大圈,回到起点,回到故乡,赶了一次“庙会”。后来他又继续行走,走得更远,至今也没停下来。他停不下来啊。他的诗都是写在路上的。他为路而活着。青春诗会使我和阿坚相识,并密切交往。我去他西单的胡同里喝过酒。他写的《流浪西藏》《流浪新疆》《流浪内蒙》等近十本旅行记由我所在的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向市场,帮他挣了点买酒钱和买路钱。我们还合作写过一本《中国人的吃》,不仅在国内加印好几次,还被日本的青土社购买了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版全球发行。我说这点只为了证明:诗不是无用的,无能的,无价值的,以诗会友,诗人的互助还是能创造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那届诗会,年长的阿坚是班长。辅导老师是李小雨和邹静之。在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诗人心中,李小雨是诗坛的大姐。是大姐姐。而不是大姐大。因为她从来没摆过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总是像姐姐关心弟弟妹妹一样关怀着年轻诗人。其实,1992年青春诗会,小雨本人也很年轻啊,却润物细无声地照顾着每一个人,使诗会洋溢着家庭般的温暖。她那么细心,能发现每位诗人创作风格上的些微变化及时地加以肯定,或加以提醒。1992年12月《诗刊》青春诗会专辑,她和邹静之合写的《侧记》,关于我那段,直到现在我还背得出来:“ 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诗歌都是情诗,但荣荣与洪烛却从不同的侧面给爱情诗以不同的诠释……洪烛是位多方位、多角度创作的诗人。这位在茫茫都市里孤军奋战的勇士,可能由于学校与出版社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的诗便具有稳健的气质和文人式的浪漫,于工整晓畅的节奏和美的意象中融入了更具时代感的内容。鉴于现代人对爱情的把握往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的爱情诗的表露也更为复杂和迷茫。地址不详,下落不明,其模糊性给了爱情以更广阔的空间。洪烛对诗崇尚理性和操作,他的趣味性似较多地来源于书本或理念的智性,这些,构成了他的诗较浓的书卷气。熟能生巧,过熟则流,在这两者之间,洪烛似应注意把握尺度。”

    我交的作业是爱情诗,组诗《失乐园》。那时候真年轻啊,短短的诗会期间一口气写出五首爱情诗。尤其在今天已很少写爱情诗甚至写不出爱情诗的自己看来,那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座火山。来自浙江宁波的女诗人荣荣,交的也是爱情诗。在讨论会上,李小雨特意把我和荣荣的爱情诗进行比较,使我们深受启发。诗会对我的影响,是我不满足于做一个爱情诗人,甚至不满足于仅仅写诗,还涉猎散文、评论、小说等其他文体进行更多方位,更多角度的创作。那届诗会,也使荣荣的诗不再局限于爱情,而面向更为广阔的生活。十年以后,她厚重而大气的诗集,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参加诗会时,我们的诗正如我们的青春,还是青涩的。那年秋天在卧佛寺,不仅我们的诗,我们的思想也开始渴望成熟,经历了北京秋风的激发,终于像樱桃沟的柿子一样红了,像香山红叶一样红了。

    青春诗会是许多青年诗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一旦实现之后,马上又成为新的起点。譬如来自福建霞浦的汤养宗,这个红光满面、络腮胡子的退役水兵,写海洋抒情诗而成名,交的作业也是一组《蓝色幻像》。我当时想像不出汤养宗不写海洋诗会是什么样子。若干年后,我终于看到一个不写海洋诗的汤养宗,他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开始“反攻大陆了”,不仅写陆地上的事情,还写人心里的事情。他那一系列直面人性的现代诗,与早期的海洋诗判若两人。

    蓝蓝也是这样。她从河南郑州赶来,穿蓝印花布衫,系红头绳,一副乡村女歌手的装扮。她的诗倾诉着对农村、土地、植物的细微感情,蒙着一层月光般淡淡的忧郁。我把她看作“女叶赛宁”。她后来也从乡村走向心灵,或者说不断开拓着新的边疆。

    和我同住一间客房的是白连春。这个四川泸州的农民,正在四处流浪。青春诗会使他人生的旅途出现一次急转弯。他在卧佛寺感受到宁静,也感受到温暖。他爱上了北京。会议结束后不想离开北京了。我尤其记得分手那天,大家各回各的家,各自回各自来的地方,惟独白连春瘦弱的身体,背着个大旅行包,步履沉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正在想该到哪里去。难怪他神情迷茫,原来还没想好该去什么地方。

    来自江苏无锡的王学芯,一位脸上总是带着笑的诗人。十八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我参加四川罗江诗歌节,有位嘉宾拦住我问还认识吗?我认出了那熟悉的微笑:“你不就是王学芯吗?”他正代表自己的城市援建四川灾区。

    来自青海阿尼玛卿雪山下的班果,在青春诗会上迟到了。也难怪,他的路太远了。当这位脸庞被高原紫外线晒红的藏族小伙子,在大家期盼中终于出现在卧佛寺,每个人内心都发出欢呼:“我们的人到齐了。”2007年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又一次见到班果,还给他写了一首诗:藏族朋友班果,十五年前/和我同时参加青春诗会,在北京卧佛寺/我们唱走西口,他给我们唱青海的花儿/曲终人散,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偶尔会想:班果这些年在干什么/当酋长?保护藏羚羊?修青藏铁路?/还是继续唱歌?只是距离太远,我听不见/这次去青海,在塔尔寺碰见老朋友班果/已升任出版社老总/脸被紫外线晒得更黑,笑容一点没变/“兄弟,拥抱一下吧。”就像卧佛寺拥抱塔尔寺/什刹海拥抱青海湖,说得更浪漫点/就当诗经在拥抱格萨尔王传/都有点老了,但我们仍然是两个老小伙子/用汉语和藏语写着各自理解的诗/它们居然惊人地一致/“是啊,雪山需要翻译吗?眼神与青稞酒/需要翻译吗?那么诗同样不需要……”/“不是不需要诗,而是诗不需要翻译/也能读懂!”

    那届青春诗会,阿坚是长兄,小弟弟是来自江西安义县的凌非,只有22岁,他也是大家公认的机灵鬼,写诗和说话都非常生动与敏捷。

    还有浙江萧山县的陈涛,和来自浙江苍南县的刘德吾。他们带来了江南水天一色的澄澈。

    尤其要写一下和李小雨共同辅导我们的另一位诗刊社老师邹静之。他后来转写《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一系列电视剧,成了红透半边天的大名人。邹静之是个奇人,多才多艺,他还是正宗的男高音。诗会聚餐,每人表演个节目,邹静之用美声唱法唱了《祝酒歌》,绝对是歌剧院水平。

    卧佛寺的青春诗会不仅是庙会,还因为热爱唱歌的邹静之而变成音乐会。岂止邹静之,我们中的“歌星”还多着呢。蓝蓝的打扮像陕北女子,唱起信天游来真是原汁原味。阿坚走南闯北,采集了各地的民歌,最推崇那首《走西口》。大家晚上去附近的樱桃沟散步,一路赛歌,《走西口》被公推为本届青春诗会的“会歌”。轮到给迟到的班果接风,大家没有罚酒,只罚他唱歌,唱青海的花儿和藏歌。班果也不推辞,大展歌喉。烟和酒是不分家的,诗和歌也是不分家的。

    卧佛寺饭店是当时少见的平房式星级饭店,居于卧佛寺一侧,由一座座四合院连成。白天,我们不是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而是坐在院落里的石凳子上,围着石头的圆桌,露天讨论。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谈论诗歌,真是双重的幸福。晚上,诗会就变成歌会了。大家打着手电筒,去寺庙后面爬山,在黑暗与空旷中尽可以放开嗓门,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的次数最多的还是那首《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

    《走西口》为什么成为那届青春诗会的主旋律,或者说主题歌?使诗会笼罩着一种既粗犷又不无悲壮的气氛。我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诗歌的浮沉不无关系。我一直觉得1992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水岭,八十年代黄金时期的余光余热,到九十年代初才耗尽。经济大潮的浪头越来越大,作为精神制高点的诗歌在无法躲闪的物质压力面前,显现出江河日下的颓势。诗人们也普遍有一种失重感:“诗人何为?”从各自压抑的生活小圈子暂时走出来,在秋风席卷中相聚香山脚下,既为了切磋诗艺,更为了相互取暖。虽然谁都知道:温暖是暂时的,快乐是暂时的。盛宴结束,还得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面对各自的难题。所以在饮尽杯中酒之前,都想痛快地吼一吼:“哥哥你走西口……”

    中国诗歌的边缘化,从1992年前后真正开始的。我们参加第十届青春诗会,就像踏上一块漂浮的大陆,或者说一块漂浮的甲板,它原本位于社会中心的,可它正在滑向边缘。我们难免会比别的船上的水手多一点晕眩。昔日香烟袅袅的神圣殿堂,正变得门可罗雀。甚至我们自己,不仅担心自己可能是倒数第几的香客,还担心自己是否可能坚持下去。1992年,不仅许多诗人背井离乡,改弦易辙,中国诗歌也该走西口了,该给自己找一条新的出路,新的活路。

    如果说新世纪的诗坛又变得繁荣,甚至恢复了八十年代的辉煌,那只能证明: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走西口成功了。突围成功了。它在走西口中保留了火种。

    对于我个人同样如此。在1992年的青春诗会之后,我一度远离诗歌,转写散文与畅销书,积累实力,抵御严寒。我也是在走西口啊。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的。新世纪使枯木逢春。我果然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给缪斯女神献上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战利品。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诗坛上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归来者。走西口的归来者。

    归来的时候,青春已不在了,可诗歌还在。还在等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回来。就像当年,它也曾目送我们,一个又一个离家出走。归来的时候,诗人老了,可诗歌还是那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