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头发花白、只有小学西年级文化的农妇。20多年来，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电动三轮车，到青岛市区贩卖土豆、蒜薹和茄子。如果不是大半年前开始的一桩惊人之举，大概不会有更多人知道她的名字：张秀芳。今年3月以来的每天晚上，老太太都会准时收看一档电视法制栏目，一笔一划记录下案例所涉及的贪官。到现在，老太太记满了三个日记本。（《中国青年报》10月20日）

      贪官太多了，贪官的罪行往往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致于老太太经常弄混，无奈之下，只能以他们贪污的数额来分辨。于是，那些曾经光鲜一时的贪官，有的叫“五万”，有的是“四百万”、“六千万”，当然还有的叫“三亿”。记着记着，老太太就有了讲述、评说的冲动，她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官吗？为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吃饱饭的才是官”。顺理成章地，她教育儿孙学好，关注身边的不公正……

      农妇张秀芳的努力，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朴素的好恶体现，其痛恨贪官贪污公款、包养情妇都是基于传统的善恶意识。比如，“不止（知）羞耻”、“三麻袋钱还没分完就进了监狱，好！”评价都是大白话，其精神资源也大体上来自于“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毋庸讳言，在一般大众那里，这样的认识十分普遍，理解、接受起来也不觉得困难，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构成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认识社会的视角。

      不能小视类似“恶有恶报”这样朴素的善恶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民间，普通民众往往正是使用这样的思想武器来看待、评说贪官乃至社会不公现象的。借用学者葛兆光的概念就是，在社会主流、精英的叙述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信仰世界的历史”，而“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却常常不是那些高明的思想，而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识与思想。”

      像张秀芳那样的卖菜农妇，可能不甚懂得现代政治的理念和运作方式，也不了解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等等制度设计，但是，张秀芳们基于善恶心而表现出来的好恶，恰恰正是现代政治能够良性运转的民众基础。也即，普通百姓的善恶心正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普遍民意。此种民意的觉醒，一方面，将极大扩展民众参与的社会基础，让包括“引车卖浆”者也有表达的可能；另一方面，民众参与的扩大，则必然对官员的权力运用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

      反腐如何才能深入人心？实话说，只有当张秀芳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参与进来的时候，方才有可能形成最广泛的群众监督网络。囿于现实的制约，普通民众固然很难真正接触到实质性的权力运作过程，但是，他们无所不在的眼睛、无时无刻的民意表达，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场，必将会对官员有所触动，使其有所忌惮，不至于太过肆无忌惮。近来网络反腐的发力乃至公众对网络反腐的信赖，正是因为这种广泛的、无门槛的参与性。

      而且，张秀芳贪官笔记式的反腐参与，实际上也有一个民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贪官的故事记录得多了，必然会产生追问；外地的事情看得多了，也就不会仅仅停留于“看热闹”、“骂贪官”，而会自然产生对身边社会不公现象的思考乃至干预冲动。事实上，张秀芳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思考和追问：为什么很多村庄都要把农民的土地卖了，还没人管？为什么很多当官的贪了那么多钱，却还能不断地往上升……

      值此社会转型期，我以为，农妇张秀芳的贪官笔记记录下来的，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道醒目痕迹。经由贪官笔记，或可看到民众发自本心的最本真诉求。也因此，向农妇张秀芳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