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警方本周逮捕了蒙牛集团一名雇用网络“打手”恶意攻击伊利商誉的项目经理和数名“公关顾问”。由此揭开了乳品巨头恶性竞争操纵舆论的黑幕。蒙牛其后向媒体揭露伊利曾花费超过590万元雇佣公关公司对其进行新闻攻击。
蒙牛的攻击方案叫做什么“借势口碑传播”。伊利的行动叫做什么“整合公关传播”。结果，他们不光弄脏了对方的牛奶，也弄脏了“传播”和“公关”，使“公共关系”这个在世界上创立不到百年的行业，本周在中国陷入深深的“公共质疑”。
在市场经济与大众传播这两个环境影响下产生，“公共关系”，作为一种谙熟信息传播的专业代理服务职业，与谙熟法律、代理诉讼的律师一样，也完全可以清白做人。这个行业的鼻祖——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新闻界出来的艾维•李和他的公关公司就“从不企图欺骗媒体，发给媒体稿件‘以坦率的陈述为客户谋利益，不会花钱在报纸专栏文章中做手脚插入自己的内容”。
而就我国乳品业此次曝出的丑闻而言，无论是诬陷对手，还是欺骗公众，生产企业与公关公司共谋的犯罪行为，必是“两恶相逢”，坏上加坏。他们腐蚀媒体、扭曲舆论这种手段所造成的社会恶果，已超出了损害行业对手这个简单的目的。
尽管网络难免虚假信息，网络舆论可以被人操纵，但在开放便捷的互联网上，可能由任何一个普通公民的发起的信息传播，及其滚雪球一般增长的舆论力量，仍然给人一份信心：
上周六，有一个小伙子在河北大学校园醉驾，致一死一伤并逃逸，并脱口说出“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此言传遍网络。本周，那位因此而大名鼎鼎的李刚面对央视的镜头失声痛哭，深深鞠躬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歉意。而一位受害者的亲属则认为央视仅仅采访了肇事者及其家属而未采访受害者家属显得不公平，“在现在这种社会舆论下，他们接受采访更像是要获得社会同情。”
上周有网友曝光北京海淀区观林园项目存内部认购问题，本周已被市住建委就此成立的专项检查小组查实，尽管从公开的报道看，网上晒出的认购名单中的官员身份问题没有得到回应。
上周六北京律师周泽在四川汶川县映秀镇因路遇县领导没有回避，被便衣警察掐住脖子，捂住嘴巴，戴上了手铐。当他将遭遇发到网上，3个小时之后就接到了该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道歉电话；本周一，对当事部分警察的处理决定也传真过来了。这也许是因为汶川县领导对网络传播力量比较敏感，也许是缘于因主持正义而广为人知的周泽律师比常人有更大的网络传播力量。
而在山西临汾，因为一家银行门前面的国旗不知何故降成了半旗，当地4名涉及在网上传播这一信息的论坛负责人和管理员上，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拘留——尽管报案的银行说，并没有人以此为由索要财物。本周被《中国青年报》披露的这起事件显示出：普通公民面对轻易启动的“合法暴力”仍有不测之险。网络信息传播的便捷只是加大了这种风险。
本周央行突然宣布加息。而一周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说年底不会加息呢。作为一个以观察媒体言论为业的人，我恰好记得，在今年4月一篇题为《从“谁说要加息”呼吁决策机制透明化》的评论中，作者提醒人们注意：早在2004年10月1日，“同样是面对记者的追问，周小川行长说得很清楚：‘中国央行目前尚无加息打算，目前利率保持稳定。’当人们对加息的预期尘埃落定的时候，10月28日下午5时许，央行却突然下发了加息文件。”——作者暗示央行行长关于加息的话不能当真。而本周刚好又是一个例子。
我不主张对人的“职业言论”轻易作道德评价。也不能确定对加息时机的信息控制是否反映了决策机制的不透明。但是我想：一位国家重要的部门的首长，其言论的可信性，难道不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价值吗？难道人们不能够以社会通行的伦理标准，适用于央行行长这一特定职务和加息这样一种特定的信息传播吗？
本周四，因台风“鲇鱼”袭击导致暴雨冲毁台湾苏花公路，并造成泥石流灾害，数百名大陆游客被困。在这场危机中的一辆双层旅游车上，在下层，领队导游贲晓锋与他的同事们一起看着车载电视中播放的灾情报道；而在下层，老年游客们则浑然不觉地看着邓丽君。原来，为了保证老年游客的情绪稳定，贲晓锋决定不告诉老人实情，直到瞒不住了。这位导游“阻碍信息传播”的行为，在特定的职业判断中，有可以理解的善意。实际上他还做了别的稳定人心、鼓舞信心的事情。分别时，他得到了游客们一片掌声。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70590404
写作过程记述：
本周述评用前四个段落议论了一件事，即本周被称作“蒙牛诽谤门”事件的企业恶意营销。这个事件中有企业伦理因素，也有另一个侧面，即“公共关系”的因素。后者恰好与我“隔壁”——也在新闻学院作为一门专业课；而我们培养的新闻学毕业生，最后也不免流入这个行业。我自己的书架上，也不免有几本公共关系的教材和专著可以引用、参考。这是使我选择这个侧面议论的一个原因。
“公共关系”这个概念本身拓展空间不大，所以，只有选择它的主要手段“信息传播”作为主题词，用以联结本周其他新闻事件。而由于“信息传播”涵盖面太广了，所以用另一个主题词“职业伦理”来限定议论的范围。蒙牛事件中的公关丑闻，就是职业伦理问题。
其实，除了关于央行加息的信息披露问题之外，本周多条消息都与“信息传播”有关而与“职业伦理”无关。但是，周六截稿前，我在《新京报》“李刚事件”的最新报道中看到了一段关于受害人家属对央视新闻报道的不满——选择报道对象的不公平。我觉得，这是涉及职业伦理的侧面，就用这段话代替了我原稿中的议论。因此看起来这一段只有叙事，但却更为“切题”。
最后一段关于导游的议论，也是我在截稿前看当日新闻中台湾苏花公路事件的报道，在《新京报》的一篇通讯中偶然发现的一个侧面——危机中导游向老人们瞒报实情。这个侧面，与职业伦理有关，也和信息传播有关。
总起来讲，主要不是要“评论”某事，而是为了要“提到”某事——即使是以议论的形式。比如，最后关于导游的议论，主要是为了提到台湾苏花公路事件。文中关于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加息时间表的问题上该不该说实话的议论，主要是为了“提到”本周的一个重要新闻——加息。加息本来不是我能够议论的话题。所以选择了“职业言论的伦理问题”这样一个侧面，就是为了要提到它。
当然，其中的议论，也不是废话，而是自己的零星思考。而我这类述评的“主题”，则是在“提到”的公共新闻中，揭示那些隐然存在于其间的共同的认识因素。而各种不同事件在我文章中的“联结点”，多为它们的某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