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此次金融危机，是少数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调整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即物质性生产将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将进一步提高。”日前，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董事长郭树清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与之相比，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服务业超过制造业份额，是中国经济下一轮战略调整的实质所在，而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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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整体论改革者”的参与者，郭树清见证了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他那纵向历史分析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独特视角，以及跨越多种学科的广阔视野，集理论与实践为一体，在决策与执行的超前和现实中徘徊、思索、定位、驾驭。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与中国改革同命运、共思考，从未停止探索。

　　这位集“官产学”于一身的银行家预测：下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更受制于人力资本、知识财富和生态环境等新的增长条件，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因此，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金融危机再解读

　　金融危机对华尔街打击几十年所未见，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危机只是发达国家经济在更高层次上转型的调整，即实体经济从原有的传统支柱产业中进一步撤离出来，向更高端服务业扩展延伸

　　《财经》：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金融体系前景错综复杂。你好像不太认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

　　郭树清：此次危机发端于华尔街，就金融体系而言，它确实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

　　前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负增长3个到4个百分点，去年美国就正增长了。当然，最突出的影响是失业率高，美国一度接近10%，但也没有超出上世纪80年代最坏时的情形。

　　许多事实清楚地表明，这次金融危机其实是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的一个调整，即更进一步从原来的传统支柱产业撤出来。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物质性生产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更加提高。其中，美国、英国转型最快，瑞士、瑞典也紧随其后，实质是在新的起点上提升服务业，继续强化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

　　导致此次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是服务业主导的实体经济本身还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传统支柱产业会被进一步削弱；二是作为货币经济或虚拟经济的金融服务业过度发展。危机前，金融业占发达国家就业人口6%以上，增加值平均在9%以上，创造的利润占全部企业的15%以上，最高的一年，华尔街的利润占比高达40%左右，这是极不正常的。

　　为什么这两个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呢？因为金融业本质上属于工业社会的核心产业，在后工业社会实际上已经步入衰落轨道，近些年来它在发达国家的膨胀并没有多少实体经济的支撑。尽管金融业的自我循环看似很复杂很高级，但它本质上不是进步和升级，其实是泡沫，迟早会破裂。

　　可以预期，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今后将日渐式微，华尔街会恢复生气，但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达到过去的鼎盛时期。

　　《财经》：美国的经济转型从冷战时就开始了，当时其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和建筑业被日本和德国追赶，迫使其加快结构调整，涌现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20世纪90年代，美国确实出现了经济繁荣期，但不久“高技术泡沫”出现，“9·11”又加强了其对经济的刺激，尤其是运用非传统手段支持房地产发展，酿下了危机。能否这样讲，金融危机也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代价？

　　郭树清：可以这么说，甚至还可以说得更积极一点，这次危机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产生了更强大的推力。危机前很久，传统支柱产业就显露出衰落的趋势，应当说，美国的经济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上世纪90年代GDP以2%－3%的速度稳定增长。信息服务、研究设计、教育培训、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医疗保健等行业提供的新就业岗位数以千万计。英国也是如此，失业率一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不到80年代的一半。

　　不要只看高科技泡沫破裂，那是因为互联网公司被炒得太高，现金流与市值不匹配，实际回报率不高，但不等于互联网不行，像谷歌、脸谱、雅虎，如同微软、因特尔，还有甲骨文、思科等都属于技术和商业模型全球领先的新型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