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集团首席执行官施万博士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表示，由于价格比较高，罗氏大多数产品难以进入国家医疗保险目录，因此其在华市场主要集中在比较高端的私人市场。但他同时表示,公司非常希望拓展产品在中国的使用人群，借以扩大市场规模。

　　产品价格和使用人群，对于跨国制药企业来说，似乎是难以兼得的鱼和熊掌。

　　价高还是价低

　　跨国制药企业的药品价格是否过高？事实上，针对这一命题，可通过两个比较体系进行考量，一是对比国际市场药品价格，一是对比国内同类产品价格。

　　首先，对比国际市场药品价格：某著名咨询管理机构研究显示，在中国，不论是出厂价还是零售价，多数跨国制药企业药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例如在中国市场中，跨国制药企业药品平均出厂价格是美国市场的34%，法国市场的42%，日本市场的47%。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刘贞贤告诉记者，除与发达国家相比外，就是和经济水平与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跨国制药企业在中国的药品价格也是比较低的。

　　但与另一个坐标系——国内仿制药相比，跨国制药企业药品价格就显得比较高了。例如某药品，已过专利期的跨国公司产品单价是19.3元，国内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仅为4.5元。而这一点正是业内争论的焦点，即跨国企业享受的所谓“超国民待遇”问题。其实，对于跨国制药企业药品价格高于仿制药品价格的现象，业内普遍的观点并无很大异议。原因有三：第一，原研制药品与仿制药的价格差距并非中国独有，全球原研制药与仿制药的平均差价范围是2～3倍。第二，跨国制药企业药品质量水平总体高于仿制产品。第三，在市场开拓方面，“原研制药品”生产企业往往扮演了先锋和奠基者的角色。中国地域宽广，地区间收入和教育水平差异巨大，因此医药知识的传播和药品的广泛提供需要付出许多艰辛和努力，一些跨国制药企业在这些方面投入很大。

　　虽然对于跨国制药企业的药品价格高于仿制药品争议不大，但具体在价格应该高多少的问题上，争议则较为突出。

　　首先应该承认，有一些跨国制药企业的药品价格的确比其同类仿制产品高很多，有的甚至达到后者十几倍的水平，这是不合理的。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本土企业仿制药品价格过低。近年来，政府药品降价政策和各地药品招标采购，使部分仿制药价格低到了难以维持生产的地步。前不久安徽基本药物招标甚至出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中标的情况。据IMS咨询公司的数据分析，近年来，由于医药行业重复建设导致过度竞争，在仿制药品价格战中，一些产品的价格非常不合理，仿制药品之间的价差也很大。尤其在抗生素治疗领域，同一品种生产厂家众多，价差巨大。有些仿制品之间的价差，甚至超过了原研药与销售额第一的仿制品之间的价差。

　　对于本土仿制药品价格过低，跨国制药企业也很不认同。因为在很多实行药品价格管制的国家，跨国制药企业生产的原研药品曾受专利保护，所以他们首先确定原研药品价格，然后根据原研药品价格确定仿制药品价格。但在中国，由于原研药品进入市场时，仿制药往往已经上市销售，因此首先确定的是仿制药品的价格(成本加一定的利润)，然后再以此为基础确定原研药品的价格(在仿制药品的价格基础上加价30%～35%)。因此，与国际主要药品市场相比，中国的仿制药价格较低，间接影响了跨国制药企业原研药品的价格。

　　跳出自身利益的考虑，从中国本土医药产业的发展来分析，过低的药品价格对行业发展也是很不利的。刘贞贤介绍说，目前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印度，这与药品价格过低对于本土制药企业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的影响不无关系。

　　关注气球效应

　　降低药品价格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看病贵”问题。但是，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邱家学副教授认为，药品价格控制将可能导致“气球效应”。所谓“气球效应”，就是将气球的一部分捏紧时，其另一部分就会自然地膨胀起来。研究发现，药品开支较低的国家，其医疗总开支往往较高；相反，药品开支较高的国家，其医疗总开支一般较低。因此，如果仅仅降低药价，而现行医院的补偿机制得不到改革，医院和医师的收入得不到保障，或维持在较低水平，那么可能的结果是，要么医院提高医疗费，要么医院的医疗服务打折。失去资金保障的医疗技术的发展令人担忧，最终损害的还是百姓的利益。

　　一位在世界银行和医药领域工作过的经济学家指出，其实，所有国家的药品价格政策都需要实现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要让老百姓吃得起药；另一方面要让制药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保证，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创新研究获得相应的回报。单纯地鼓励使用低价仿制药是无法实现这种平衡的。在发达国家，专利药品一般占整个药品市场50%以上的市值。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25%～65%的医疗保健开支用于药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长期实施廉价医疗服务价格，加上医疗体制国情所致，使得中国药品开支占总医疗保健开支的百分比在发展中国家居高，但并没有超过这个比例。而且，药品价格并不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因素，要想解决看病贵，需要通过医院管理、医疗保障、药品注册、卫生投资、知识产权等政策的配套改革，绝对不是仅仅降低药品价格就可以解决的。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主管药师李伯良认为，作为特殊商品，药品的价值不能单纯以价格来衡量，产品质量才是关键。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来源、对创新的鼓励和新药推广初期的市场推广成本等问题，没有给企业创新留下足够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如果再过度唯价格论，那么难免影响到产品质量，这十分不利于医药产业的长期发展。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价格管制方式有：美国采用的市场定价、英国采用的利润控制定价以及爱尔兰采用的比较定价等方法。中国采用政府定价法的同时，还通过药品招标采购投标定价，即所谓的二次定价，这让企业感到比较迷惑。而招标中过于重视价格的倾向对行业健康发展影响较大，唯价格论在造成诸多隐患的同时，由于气球效应，却并无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业内对于招标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应该遵循“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招标采购原则。

　　探寻兼得路径

　　近年来，随着传统医药市场发展速度放慢，跨国制药企业越来越重视中国这一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大量最新研制开发成功的药物在第一时间被引入中国。但与此同时，跨国制药企业也必须面临鱼与熊掌的选择：是追求更高的价格？还是谋求更广阔的市场？

　　施万博士告诉记者，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品，往往存在较高价格和支付能力间的矛盾。未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走保险。民众花少量钱获得保险后，在其患重大疾病(如癌症)时，就可通过保险让相关部门报销药费。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无法独自承担高昂的药价。而通过相应的保险机制，人们则可以花少量的钱来获取必需的昂贵药物。

　　推广个体化医疗是另一个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的途径。默克雪兰诺全球研发执行副总裁 Bernhard Kirschbaum博士向记者介绍说，通过生物标志物的确定，可以明确某种药物对某个患者的确切疗效，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药物使用中的浪费，从总体上节约医疗资源。施万博士认为，虽然个体化医疗中药物精准使用可能缩小该药物使用人群，但由于其具有确切的使用效果，因此企业可通过议价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同时，由于使用效果确切，其使用人群也并不会太小，最终企业、政府和患者的利益都可得到较好保证。

　　虽然中国的价格政策和药品招标采购让跨国制药企业感到某些困惑，但中国经济整体的持续高增长和基于众多人口的对健康的巨大需求，还是让跨国制药企业越来越青睐中国药品市场。记者采访过的在华十多家知名跨国制药企业的CEO无一例外地表示，中国是其非常重视的新兴市场，他们将加快最新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的步伐。

　　其实，在鱼与熊掌的选择中，很多跨国企业也开始了另一种尝试。今年年初，默沙东的拳头产品“舒降之”以降价超过50%的代价进入医保目录，在业内引起轰动。这种以价格换市场的思路一时间引起了诸多争论。在保持自己在高端药品市场上优势的同时，很多跨国企业也将目光转移到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市场。诺华中国宣布，将考虑采取分公司制，给各省分公司更多的决策权，以使后者能更好地参与当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一家在华跨国药企的总经理曾对记者坦言，总部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在增加，同时对中国市场回报的预期也在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仅守着高价产品“阳春白雪”的市场是不够的，在保证质量与创新能力的同时，通过成本控制以及并购本土企业的方式丰富自己的产品线，以不同层级的产品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博取更大的市场，对在华跨国制药企业来说也是势在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