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的学术贡献及其启示
2010年3月27日,是林耀华先生的百年诞辰,在学术界追忆林先生时,笔者也略作思考,以表尊重之意。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深受结构—功能论的影响,注重从经验层面来研究汉人社会,这些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也让中国人类学在当时获得了世界性成就。
西方的社会理论于19世纪末期开始被学者翻译并移植到中国,国内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相继建立,西方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给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时中国留学者多膜拜斯宾塞进化论的解释路径,以经验收集为基础,强调社会平衡与发展的结构—功能论缺少发展空间。此种情况下,吴文藻教授为使功能理论有所用于中国,邀请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大师帕克教授和英国社会人类学大师布朗教授来燕大讲授社区研究方法,社区研究方法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注重,并逐步应用于实践。特别是留学归国学者,他们早期教育受中国传统学术训练,熟谙典籍,又在西方接受完整的西学教育,将此新的认识工具在旧学中运用,来剖析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从而取得许多开创性与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尤其林先生以西方的结构功能理论对中国的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可谓别开生面,成为其中的代表。
先生早年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启蒙,中学就读福州英华中学,从乡村到福州辗转接受传统学术熏陶,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五六岁送往私塾发蒙”,“儒家经典,中国古典文论诗歌”倒背如流,“深深的卷入了日常的民俗生活”,“这些为我走上学者生涯之前奠定了知识基础”。[1]毕业后先生考取北平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学习西方的社会学思想理论与应用方法等课程。“在大学期间对中国的文化就有深厚的兴趣,他感觉到对中国社会研究离不开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离不开国学和民俗方面的知识”。[2]获学士学位后,继续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攻读社会学硕士,先生读研期间大量的吸取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精心研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柯莱的全部著作及派克、马林诺斯基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作品。接触和学习了更晚近、更实用的功能主义理论,中、西文化合璧式的教育,为作者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和西文基础。于1935年获硕士学位,《义序的宗族研究》(以下简称《义序》)就是他的硕士论文。尔后,他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先生回国,投身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他的第一篇关于家族方面的研究是《拜祖》,此文通过文献考证对中国家族中存在的这一现象进行描述。这篇文章是林先生对农村家族的最初探索,为中国新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积累了珍贵的文献遗产。除他的硕士论文《义序》外,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用小说笔法,撰写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以自己的家族为背景,深刻全面地反映了闽中山区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荣辱。《金翼》至今仍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读物,《义序》与《金翼》堪称我国20世纪3、40年代人类学宗族研究的经典之作。完成《金翼》后,先生深入四川凉山地区,对彝族的社会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历尽艰辛,写出《凉山彝家》一书,海外学者称之为“对中国西南省份有史以来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社会研究专著。”解放后,先生致力于新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和教学,他担纲主编了《原始社会史》、《民族学通论》,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界尊他为“新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科、人类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的奠基人”。
在初期研究中,先生选择了宗族作为认知中国的窗口,在世界性的“中国研究”中取得了重要学术地位,其作品至今仍被世界学术界广泛参考和征引,显示出永久的汉人社会研究学术魅力。而《义序》是其宗族研究的代表作,其中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范式对其后续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以对先生的《义序》分析为基点,回忆与思考先生给学人留下的诸多宝贵财富。
《义序》是先生于1936年利用从闽东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完成的硕士论文,他驾轻就熟地将国学知识、乡村经验与社会学理论融为一炉,在此书中尽显了林先生的学术关照,其通过对中国古文献的解读和民族精神的诠释,把义序之宗族的生命脉络以地方性的知识厘清,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相比林先生的《金翼》,《义序》一书或许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且寻觅较难。但它的研究取向已在很多方面先于《金翼》,在有意无意之中为人类学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奠基,此书在内容上是《拜祖》的延伸,并且资料来源和理论范式都有转换:资料从文献转为田野调查,理论则从古典进化论转为结构功能论。《义序》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机理的研究,让这功能主义的理论方式与田野研究方法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少海内外学者希望能够寻觅到《义序》的全文,学术界一再建议出版此书,但延迟到2000年,此书才得以与学术界见面。林先生在“后记”中写道:此书的出版 “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一则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程, 二则可以为那些对追踪调查感兴趣的学者提供方便。”[3]
林先生之所以钟情于义序,既有现实机遇的影响,也有研究方法上的考虑。先生家乡古田是属于福州方言区,在语言文化习俗方面与福州义序村没有太大的差别。根据学界的相关记载,选择义序村作研究对象,一是由于林耀华先生在福州仓山的英华中学读书时就对义序有了初步认识。二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与祖籍义序的同学黄迪友情甚深,这也促进了林先生对义序的深入认识。三是家族制度发育之充分亦是林先生之所以选择义序进行调查的重要原因,1934年,义序有人口9600多人,黄氏家族占98%。选择义序也与林先生受功能学派的影响相关,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与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其研究影响较深。帕克倡导社区调研,辅以田野调查方法获取资料,布朗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在研究方法上主张深入初民所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以田野调查成果来验证理论假设,发现材料缺点,或是疑难问题,就得重新从事考察,开辟出一条从田野到田野的研究路径。先生在燕京大学不仅全程聆听二位大师的在华讲学,而且还幸担任布朗的助教,并兼作其弟子。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先生的硕士生导师吴文藻教授也主张搞社区研究,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的城乡社区。在这种学术研究氛围的影响下,先生在撰写硕士论文时想到故乡选择一个社区进行田野工作,这样就不存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因言语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误读”问题,于是义序村进入作者的视线。
1934年初,先生从北平南下在福州义序进行了前后3个月的社会调查,吃住都在义序村,通过深入访谈、参与考察等方式,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翌年完成了15万字的硕士论文《义序》,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其间曾得到布朗大师的论文指导。《义序》的完成,标志着林耀华的学术研究以国学式考据方法为基点,尝试把田野调查与功能主义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来探究中国社会,既表现出对流行理论的向心性实践,又体现出固有的国学式的本土见解,显示了老一代学者深厚的功底。《义序》共分十章,详细叙述了乡村的基础、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功能、婚嫁、死丧、葬祭等。研究中其对宗族的结构与事件、组织与个体的生命史给予同等的关注,让宗族组织中个体的生命史来展示宗族组织的性质,同时通过宗族组织的特点让个体的存在更为有意义。《义序》中作者尤其注重人类学社区研究的整体视角,首先对村庄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等都进行细致的描述,将宗族研究置于对村庄的整体结构的背景下去解读。在这个研究路径下,林先生发现宗族组织是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乡村社区自我治理的纽带。宗族组织在村庙公共祭祀仪式、宗族内部成员纠纷的解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维持村级治理以及村庄发展的主导力量,而由民国政府推动成立的乡公所实际上也操纵在宗族组织手中。这样,无论在民间层面,还是在政府官方层面,宗族组织的影响无处不在,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指导,更为精确的探讨了宗族组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
《义序》及其附章《拜祖》本土经验的关怀可谓至深,先生痛感中国研究的国学遗弃之现状,因此《拜祖》研究运用传统考证方法及民族学研究的知识,显示其国学知识的功底之深厚,很多研究者都难以企及。拜祖思想发生于中国太古时代,惟到周室而拜祭的礼仪始获完备,此依《读礼通考》为证据,因此而知古者贤者皆从拜祖思想而创礼仪,由礼仪而影响其态度、行为。所有政治、经济莫不受制于礼仪,由此而表述其与鬼神和拜祖意义所在,并用民族学的知识来理解不同象征崇拜的含义,展现拜祖的象征性意义。林先生从古籍中对拜祖礼仪的考究展示出其国学的深厚底蕴。又以《周礼》等史料书籍与古代遗迹来追寻和磨合其《拜祖》文本的民俗性,这种深刻的民族情怀和对民俗研究的意识给后来的研究指明了一条直接的道路。
林先生对义序之地的宗族研究反映出中国民俗文化深层次的内涵,这让许多汉学人类学家望尘莫及。此研究能力为林先生特殊的个人历练和学术关怀所赋予的,而是方法上的规范性训练难以实现的,所以《义序》之内涵对中国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义序》同时为中国宗族研究提供了参考模式,对宗族研究的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把历料分析与田野调查缜密的结合,让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融合起来,使功能学派的精华得以迅速推广,结构功能学派逐渐成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的主流研究方式。“此派学者都是亲自踏进初民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居留,详细观察,谨慎采访,不但能够历历如绘的表现实际情形,而且能够栩栩如生地描写民族精神”。[4]该著作是我国本土人类学宗族研究的开拓性和经典性著作。《义序》对中国宗族社会的结构功能的分析与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相比,亦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弗里德曼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时,发现宗族组织发展较之北方更为勃兴,他认为中国东南为“边陲地区”远离中央集权中心,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发展有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其将非洲世系群模式转换到中国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之中,在社会人类学关于非洲的“宗族范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宗族的研究范式,但他没有摆脱人类学主流理论的限制,依然把宗族的发展看作是脱离国家之外的一个社会共同体组织,这种“边陲说”,实际上让弗里德曼的观察回到了非洲的宗族,缺少了在中国语境中对中国经验的深层分析。林先生的分析则明显地体现了国人的感触,虽在分析方法仍是功能主义,但这只是外显的手段,内在的叙述和分析模式让本土特色表现得一览无余,此种分析无论是在话语层面还是意识层面都体现了对民族和社会的关怀。
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认为要用中国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学现象,为此先要大兴社会调查之风,以获取中国社会材料;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上,他倡导用功能主义理论框架研究中国现代社区。先生作为吴文藻先生的得意门生较早地贯彻了这种学术研究思路,鉴于多种考虑,先生选择家乡作为调查对象,这使《义序》也成为家乡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义序》与《金翼》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回顾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可以发现较多的这方面的案例。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杨懋春的《山东台头》等都是对家乡村庄社区的研究。选择从故乡社区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一方面是调查者自小生活于斯,对于乡土人情非常熟悉,比较容易解决文化障碍问题,容易进入社区调查,获得群众信任;另一方面,调查成本也不大,容易操作。因此,家乡社区调查研究具有更多的便利,这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类学者选择家乡社区进行调查研究,这种学术研究传统显然是不同于西方人类学选择异民族文化社区进行学术调查的传统。
《义序》中详细描述了宗族存在的社会基础,分析了宗族组织及其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等,还用生活史方法描述了个人在宗族内的生活。此种由整体到局部,由结构到功能,由社会关系到个人生活的步骤,反映出主位——客位两种角度相互验证的方法论取向。《义序》按人生程序列出《个人生命图表》,以表现宗亲关系,揭示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一致性与小传统的多样性的两重性。可以看出《义序》中的结构性分析已为人类学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却出现了分叉的现状,无论是海外汉学研究者还是本土研究者都把“中国”当成西方的“他者”,对于中国经验的表述而言,异文化的研究进路可以而且应当存在,但是并不能当成中国研究的唯一进路,建立在内部视角基础上的中国经验研究,才是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变化和实现中国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但是早期的乡村人类学研究中多把“他者”或西方以外的世界看成原来的“西方”社会,要求非西方社会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走向了普适的文化面,这种研究明显忽略了国家“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的独特一面。
《金翼》在《义序》的长期积累基础上对宗族的研究得以拓展,先生认为:人际关系体系处于一种持续均衡状态之中,这种均衡不时被外部力量打乱直至建立新的均衡。人类生活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5]并据此提出了宗族研究的均衡理论。以均衡论来进行宗族研究不仅完善了结构功能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而且均衡论是在对中国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和功能平衡性的研究理论,推进了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是通过中国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进行科学的描述和阐释,进而提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人类学者积极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在运用这门学科的方法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其理论和方法与研究的对象之间存在诸多的矛盾,为了消除这些矛盾,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对这门学科进行“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率先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口号。这个时期,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6]但是初期的努力都还是没有跳出西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语境的限制,仍难以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中国的理论范式。在老一辈的人类学家之后,中国人类学在经历了历史的理论波折和现实的经验反思后,中国研究者开始从田野之中探寻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理论,并不断致力于深入提升。此后,更多的人类学、社会学家开始找寻本土化的出路,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创立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7]张有隽总结提出了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应包含的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第二,通过这种研究得出的理论方法,能科学地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并能检验、修改、补充人类学理论方法,丰富国际人类学知识体系;第三,人类学本土化得出的成果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8]。后来学者的努力让人类学发展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包含着学者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热情,力图为世界性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这种学术抱负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前辈们精神激励使然。我们应该谨记前辈学者拼搏的基础,继承他们留下的优秀传统。以林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从事的初期研究不仅致力于分析中国经验,同时也传承弘扬着中国优秀的学术传统,综合中国传统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术传统的长处,让理论和方法得以兼具中国特色的“魂”和“体”。由此,笔者认为只有不断的回忆过往,汲取大师们留下的精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研究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国化、本土化。
在中西文化的区分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东方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类和大自然的一体化的文化观,而西方是“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对立关。中国文明的内涵是协作、和睦,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竞争、尚武。西方文明都以宗教形式出现,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这种文化扩张主义,完全陷入了一种误区,进入了意识上的陷阱,与林先生的理念完全相反。林先生在宗族的研究中呈现出的中国特色说明其对文化相对性的深层思考,同时以小传统的多样性的理解来区别文化的差异,而不是置于谁是谁非的单纯争论中。林先生在文化相对性的立场上阐释了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只是经验性的体会,也是林老特有的民族情感所决定的,后来的学者都在方法和理论的多元性上超过了林先生,但是这种民族文化的关照性远胜于我们。同时林先生对国学的理解与运用也很见功力,其不仅重视“经世致用”的现代应用人类学,也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训练,这为后人格外称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的涵义,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建国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学者之间使用,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种做法把现代的文化很多研究排除于“国学”之外,中国整体的文化内涵被肢解,导致后来的研究都偏离了“国学”的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异域文化的干扰,而把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用牵强的西方理论来放置中国文化。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本质的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致使学术轨道有所偏离,在不断倡议本土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偏离这个中心。
依照林先生的理解:国学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学研究也是一个较大的范畴,避免文献单项的解读,要把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和古典文献的分析都包括于国学研究的体系中,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应是国学的一部分。国学对文化的解读方式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因此我们在对待中国各族各地区的文化都应以相同的态度,不能过于偏颇。林先生在《义序》研究中把人类学与国学,历史文献研究与社会文化连接起来,义序的历史情结也得以体现,把人类学的观察法和文化相对主义贯通到了研究中。
目前人类学发展进入一个多元理论并存的时期,反思人类学和后现代人类学对人类学的话语霸权提出了挑战,理论开始分化,人类学本土回归的潮流开始涌现。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他”民族和“他者”的文化,西方学者研究异文化,最终是为了还原本文化,力图从异文化中,反思本文化,寻找一种本文化的原始起源,但是这种异文化的共时性的研究,只能看到所看到的,传统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成果往往很少能反映异文化本身的现实情况。现在主流研究不是碎片化的后现代,就是西学模式的置换,却把本土资源进行了莫名的悬置。此种境况下,本土语境、本土经验与本土意识再度被召唤。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方法的盛行虽然把握住了话语权力,但历史毕竟是流动的,虽然我们可以从有限的时间记忆中抓住一些碎片,从文献的记载中唤醒自己对流动文化的想象,但显然不能真正全面地抓住经验。由此,承接前辈的研究基础,后继者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注重深厚经验的积累,站在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立场上,从过去的进化论真正地转变到具有民族感情和真正本土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中,摒弃研究中的“他者”建构,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文化的整体脉络,真正回归到了林老期望的意义上。
从对《义序》及其后续意义的理解中,笔者体会到了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多不足,在现代性的追寻中放弃了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当前多元化、时空转变的社会状态中,社会经验与理论略显脱节,中国研究与中国国情脱轨,研究者的手段与目标替换,真正的有前辈学者那种修养和志向,为民族和社会振兴之傲气的研究者少之又少。在这个时间点上,重读《义序》及追忆先生的生平,其中的民族感和乡土特色的质感回味久远,深感当前多数研究被一些符号暴力所折服,陷入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中。先生的著述及其延伸的价值理念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当前在一味强调方法、理论等技术问题的进步时,也要兼顾考虑中国研究的立场与态度问题,其中的诸多关照已给研究者指明了很好的道路,不能置之于不顾,尤其在中国的民族、乡村社会中,因为既有族群之别,又有文化之异,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这种民族的、地域的和历史的特点,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系十分紧密。中国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上应该是关注现实问题,回答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发展问题。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此关照中出现了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并自觉转向了本文化研究,在突破原有范式的情况下不断的进行本土化创新。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艰辛道路上,以林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足迹是艰深的,并且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关怀,所以我们应该坚信,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最终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2]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第5页、3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
[4] 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第15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金翼》第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6]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何星亮:《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李亦园院士访谈录》,载《思想战线》1998第9期。
[8] 张有隽:《对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几点看法》,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