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规划大武汉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武汉这个“首义之都”可谓情缘笃深，中山先生生前曾3次到武汉，他将这座城市预定为革命成功后的“京兆区”，并为其未来的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
武昌作为革命首义发祥地，让孙中山先生多年渴望的事业，在武昌揭开了帷幕。1912年4月9日至12日，孙中山亲临武汉视察，消息传开，三镇上下欢欣鼓舞。4月9日，长江两岸旌旗飘舞，人人翘首东望。先生莅临武汉一是调战查迹，凭吊烈士忠魂；二是痛伤瓦砾，督促恢复建设；三是哀念流离，抚慰战争疮痍。孙中山会见了首义英雄们，赞扬他们首举义旗，为创立民国建立功勋，并勉励他们在未来巩固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他十分关心武汉的工业发展，视察了汉阳工业基地。
在1919年完成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在该书第三部“建设内河商埠”特别谈到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及武汉的发展思路。其中，对武汉的设想如下：
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项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三市居民数过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在整治长江堤岸，吾人须填筑汉口前面，由汉水合流点龙王庙渡头起，迄于长江向东屈折之左岸一点。此所填之地，平均约阔五百码至六百码。如是，所以收窄此部分之河，全河身一律有五六链（每链为一海里十分之一）之阔，又令汉口租界得一长条之高价土地于其临江之处也。此部之价，可以偿还建市所费之一部分。汉水将入江处之急激曲折，应行改直，于是以缓徐曲线绕龙王庙角，且使江汉流水，于其会合处向同一方面流下。汉阳河岸应密接现在之河边，沿岸建筑，毋突过于铁厂渡头之外。武昌上游广阔之空处，当圈为有闸船坞，以供内河外洋船舶之用。武昌下游应建一大堤，与左岸平行，则将来此市可远扩至于现在市之下面。在京汉铁路线，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应穿一隧道过江底，以联络两岸。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至将来此市扩大，则更有数点可以建桥，或穿隧道。凡此三联市外围之地，均当依上述大海港之办法收归国有，然后私人独占土地与土地之投机赌博，可以预防。如是则不劳而获之利，即自然之土地增价，利可尽归之公家，而以之偿还此国际发展计划所求之外债本息也。
孙中山先生对武汉的战略规划要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武汉的战略定位必须是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进行竞争。《建国方略》指出：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他比同龄人更了解整个世界，因为他已经游遍了当时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在1919年前，孙中山因为求学、流亡、募捐、考察等，已经到过世界主要大城市，如檀香山、香港、澳门、广州、天津、北平、上海、南京、伦敦、温哥华、东京、横滨、台北、旧金山、纽约、丹佛（当时翻译为典华城）、巴黎、布鲁塞尔、新加坡、吉隆坡等城市。在他所去过的城市中，他认为，只有纽约和伦敦才是武汉需要追赶和超越的目标。可见，他对武汉的期许非常之高，也说明他对武汉充满信心。这个战略定位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最高的定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武汉一直没有将自己的战略锁定在全世界一流城市之上。
第二，武汉是中国中西部经济贸易中心。《建国方略》指出：武汉是“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论市场，武汉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二位；论人才，武汉的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论工业基础，武汉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和钢材制造业在全国名列前三位；论商务成本，武汉的普通住宅价格仅为上海的1/3，豪宅价格仅为1/4，劳动力成本则不到上海的1/3。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1992年武汉被确定为沿江对外开放的城市，经济高速增长，1993—1997年五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7.3%。到2009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500亿元。武汉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成为长江中游地区外资、外商及外事机构聚集中心。
第三，武汉工业前景广阔。《建国方略》已经意识到：汉阳已有中国之最大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今日武汉，在重点产业培育方面，主要以成长性好、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为发展方向，集约发展钢铁、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四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环保、烟草及食品、家电、纺织服装、医药、造纸及包装印刷等优势产业。易福才认为，武钢集团的繁荣壮大，“武汉•中国光谷”飞速发展，以及大量金融、房地产、旅游、文化、社会服务等产业不断扩充，使武汉的工业前景蔚为可观。
第四，武汉应成中国铁路系统的中心。武汉是“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即全国10万英里之铁路，武汉为中央铁路系统，包括有南京——汉口线、西安——汉口线、北方港——汉口线、黄河港——汉口线、芝罘——汉口线、海州——汉口线、新洋港——汉口线。实际上，武汉因居中国之中心且“辖三镇而鼎立，据二江而相望”，这样的地理位置在中国铁路和公路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武汉地处长江、汉江、京广铁路、汉丹铁路、沪蓉高速公路和京珠高速公路的交汇点，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香港、重庆、成都、西安、南京、济南、青岛、厦门、杭州、宁波、福州、兰州、银川、南宁、贵阳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而到郑州、长沙、合肥、南昌等省会城市的距离更在600公里之内。高速铁路系统建成之后，武汉到这些城市都将缩短到3-5小时之间。这样的区位优势，使武汉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以京广、京汉广快速客运专线为纵向，沿江信道、沪汉蓉信道、宁西线为横向的“两纵三横”铁路网配套建设正在实施，新武汉火车站的建设以及武昌、汉口火车站的改、扩建已经完成。武汉已经建成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
第五，武汉水运乃中国内地之“顶水点”。《建国方略》指出：武汉“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汉口是中国内地“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提出要修建长江、汉江大桥或凿通江底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近年来，武汉大力推进以阳逻、青山、汉阳、北湖、金口五大板块为主的现代化港口群建设，积极发展集装箱运输、江海直达等业务，将武汉港建设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近海直达港和远洋供给港。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2008年，武汉“长江第一隧”已于2008年建成通车。
第六，武汉应该成为中国的首都。孙中山在与政治顾问宫崎滔天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这里的“一都”就是武汉。孙中山首选武汉为定都之城，应该是基于地理与历史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在中国版图上，武汉大抵是军事、经济、人文地理的中心，是真正的“国之中”、“天下之中”。在武昌首义成功时，中山先生惊叹：“武汉一呼，四方响应。”简单八个字，道出了武汉扼控四方的重要战略地位。1926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武汉曾一度成为“首善之区”。抗战期间，武汉亦当过战时首都（1937-1938）。
不过，本人觉得孙中山先生没有意识到武汉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对武汉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还没有概念。他主要是从地理位置等外型因素对武汉做了一个粗线条的勾画。用现代人的话说：受时代背景的限制，他对武汉综合竞争条件的认识还不全面，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等还不够具体细致，更谈不上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