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都需要包容性增长

■ 刘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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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原本就是会议主题“开发人力资源、大力促进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讲，它源于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一个理念，英文是“Inclusive growth”，也被译为“共享性增长”，指的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让社会成员拥有更公平、均衡的发展机会。

然而，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人们对这个名词并没有多少耳闻。它突然间暴得大名，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使然，倒不如说是因缘际会，暗合了中国社会底层的心声，让千百万民众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引发了自下而上的强烈共鸣。
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从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境地，到一跃而成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但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巨大鸿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高达0.47，远远超出世界一般水平。从1985年邓小平提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整整一代人为之白头，共同富裕的梦想依然遥遥未知。

此外，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公还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令国人心态浮躁，充满戾气。今年7月《新周刊》杂志的封面文章“急之国：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深入拷问了中国社会这种由于“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的焦躁和困惑，引发了社会普遍反响：当同时承受低收入、高房价、社会保障不足，以及医疗、教育几座大山的沉重压力时，试问还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心平气和？

2010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关头。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从“最困难的一年”过渡到“最复杂的一年”，宏观经济调控面临各种各样的两难考验；改革也同时进入了“深水区”。当我们把2010年定义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年”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调结构”决不单单是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它至少还包括另外两层涵义：第一，提升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改变以往增长对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片面依赖；第二，对收入分配结构重新调整，从以往的一味追求“效率”到今后的更注重公平。而在上述三者中，收入分配改革占据了核心位置。中国经济要想实现新的飞跃，这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此也早有洞察。今年4月以来，中央政府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平抑房价攻势，直面房价这个社会矛盾的核心议题。此番胡锦涛主席强调“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这些年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是这两个目标更加具体化和人性化的表现。

不过，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解读“包容性增长”的时候，视线往往集中在国内层面。以笔者观察，胡锦涛主席的这番讲话，恐怕还别有一层深意。中国古人讲，“闻弦歌而知雅意”。表面上看，他的讲话确实侧重国内民生；但另一方面，读者应当注意到，他没有在国内会议上，而是选择了APEC部长级会议这样一个重要国际场合来谈这个问题，特别是，他还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显然是有所指的。因为当他提及“包容性增长”或“共享性增长”的时候，他的听众不仅是中国民众，还包括APEC所有21个成员国的代表。

事实上，就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召开的同一天，美国国会也正在高调地召开一场听证会，内容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以348票对79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所谓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方案随后若能连闯参议院和总统两关，美国便可堂而皇之地绕过WTO仲裁，将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名单并施以惩罚性关税，以此来“拯救”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拿11月即将上演的中期选举来解释美国国会一些政客鼓噪的这场闹剧。但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于此，就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它深刻体现出像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在面临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突然崛起时，缺乏大智慧，表现得过于狭隘和短视，放弃了合作与共进的包容心态，而选择了“以邻为壑”的消极立场和冷战时代“遏制”和“推回”的惯性思维。从长远看，这只会导致更大的不信任和对抗，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投下阴影。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实现社会充分就业是让更多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显然，“大力促进就业”绝不应当成为美国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包容性增长”这几个字，不仅是说给国内民众的，也是说给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