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着小事不做，何以做大事？
上周，因为白岩松在清华的讲演，我拍了两砖，并反复说明我的看法，结果还是有人反对，这是正常的事情。本来想不再讨论了，想来想去还是说几句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白岩松那次讲话的前提是“蜗居”，笔者认为因为“蜗居”引发的压力不是大学生的专利，这是民生问题，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有一个网友说：“浙江工大高分学子在马路边汽车带路，就业多难，浙江工大是浙江名大，白老师讲的正确。”
大凡赞成白岩松讲话的人都是这个看法。
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并不复杂，复杂性在于就业和背景挂钩，把一些没有背景的学生晒起来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普遍，被称为“拼爹”，这说明权力在亵渎平等，这和政治民主格格不入。
不“拼爹”就不能有满意的就业，有人以为这是大事情，我虽然是坚决反对“拼爹”。但我恰恰认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不能过分被放大。如果大学生以为自己是大学生了，不得了了，只能做大事，小事情就不愿意做了，那么这就是我要说的：“摆着小事不做，何以做大事？”
大学毕业暂时没有适当的职业，在马路边给汽车带路，也行啊！先做些小事，也能洞察社会，这是好事，这种事情做得好也不错，也会有机遇。
浙江工大高分学生在马路边给汽车带路，如果你是有心人，就可以做GPS导航仪的推销，这玩意已经是非常便宜了，用起来就更方便了。向汽车司机推销，教他们如何使用，有一个GPS走遍全中国不发愁，实际上机遇就在眼前。如果社会上已经没有汽车让你指路了，倒是推销GPS的这种机遇就消失了。
世界上的所有机遇不会去主动寻找就业者，而是就业者去寻找机遇；乃至于一辈子做小事，也不是什么坏事，总比摆着小事不做，天天想着做大事。那么最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白岩松的讲话，只有压力——“三座大山”，没有说到机遇——随处可寻。这就把问题说倒了。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这位大家就是大学毕业后从小事情做起，是从田间，地头开始研究，从1964年开始这项工作，21年之后，1985年才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所以袁隆平是从做小事做出来的，没有这21年的积累，就没有以后的成功。
袁隆平表示：“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
白岩松说：“年轻人的成功直接跟物质的成功画上了等号，房子、车子、折子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两者有没有区别？
我看区别大了，白岩松把这个问题说成压力，而忽视了从小事做起，忽视压力与机遇并存。袁隆平和许多科学家都是从小事做起，从压力中寻找机遇，更伟大的是自己活着却是为别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逸享受。
恕我直言，这一点白岩松也做不到！
“压力论”还来自家长对教育的“投资”，许多人不明白，教育就是生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消费，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现在中国的教育确实是变味了，教育成为一种投资行为，是对下一代未来的投资。如果教育是对下一代未来的投资，这是国家的责任。
如果把教育和受教育者未来前途，特别是就业后的报酬挂钩，这种对教育的认识就彻底的走错了方向。白岩松的清华讲话，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认为没有错。基本立场就是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并把中国的大学划成“三六九等”，“名牌”大学学生的就业就一定要和教育的投入相对称。
实际上事业成功的相关并不是你上了什么名牌大学，而是通过学习之后，和今后的社会实践对称。做不来小事，就做不了大事，这是有必然的因果。
现在社会上有些咄咄怪事，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做事让人费解，乃至让人贻笑大方。
这样的事情很好解释，这些官员如果没有基层经验，如果小事都做不来，大事跟定做不好。
一些年轻的干部被提拔了，招来社会一片质疑声音，不是年轻人不能做大事，而在于这些年轻人有没有为社会服务的经验？有没有为社会服务的要求？如果没有，仅仅凭的是爸爸的权力，这样下去社会实际是在开倒车，社会上的质疑声音是无可厚非的——而并不在于行政程序的完整——这是完全可蜕变为欺人的游戏。
眼下，不愿做小事，实际上反映服务于社会的观念正在远离下一代，如果“五四”以来倡导民主科学的理想一旦被淡化，社会发展就必定不会和谐。
白岩松显然没看到这个问题，“压力论”由此就出现了！
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