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生前号称“康老”，能在中共党内正式场合被称作“×老”，通常意味着：他比同级别干部年长，或者阅历广、资格深；是“文化人”，能写大文章，至少能做大报告；职权相对超脱，但跟所属范围的最高首长关系不一般——以此论，康生倒是基本符合条件。只是在三四十年代之交和六七十年代，他两度执掌党和国家众多中高层干部的生杀之权，被记在他名下的恶行堪称罄竹难书。但毕竟，在他50岁以后，康生确曾不止一次住进医院或疗养地，多年游离于决策中枢外围；何况，其恶行是他死后才公之于众的呢。
这个出生在山东胶南县（今属青岛）地主家庭的“康老”，本姓张，名宗可（曾改作叔平），字少卿（又作绍卿）。8岁入塾，16岁到青岛上教会学校，17岁结婚。毕业后在诸城县的几所小学任教。1924年去上海，进中共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深造。翌年结识曹轶欧，两人一道入党、参加“五卅运动”，两年后结婚。大革命时期，康先在上海几个区任中共区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职工部长。1933年赴苏联，任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时值王明“教条宗派”得共产国际扶持，正占居党内统治地位。他原本是王明的时代人——在莫斯科，康常去中国留学人员所在院校做报告，也极力“抬高王明”。据说，他曾主张王明出任党中央总书记，甚至在一次酒会上喊过“王明万岁”。于是，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苏区举行，康远在莫斯科，仍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1937年底，康生随王明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此前不久，他的山东同乡江青从上海来延安，正在该校学习，受到党籍调查。叶永烈写到：“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不久，江和毛泽东恋爱，一年后结婚。同期，康改任中央社会部长，又兼情报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此二事有无联系，叶著《江青传》语焉不详，只提到后来江再受审查，康也再次当了她的“护身符”；并称，康生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但30多年后，他弥留之际“听说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康就“假装要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了。
他在延安的崛起，除了做成毛泽东与江青的“亲事”外，就是因为他在延安“肃托”和“整风”运动中的大显身手。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人之一，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帝、托派、汉奸的罪恶”。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一是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二是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三是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肃托”的罪恶尤其体现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方面，在早期红军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的基础上，康生又系统输入苏联格伯乌惩罚经验，使“逼供信”成了审讯业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共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形成于国共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看，在面临生存巨大危险的非常时期，运用红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极简单的程序处置敌对分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依赖于暴力惩戒和单纯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执行中极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审讯者一般惧于肉刑而乱咬口供，而主持肃反机关的某些品质不良的领导者则有意利用虚假的口供向上邀功，这样，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不可避免发生持续性的自相残杀的惨剧。1932年周恩来抵达瑞金后，虽然基本纠正了保卫机关受毛泽东影响而处于肃反狂热的极端行为，使肃反机关的矛头重新对外。[11]然而，由于周恩来等忌惮于毛泽东可能产生的过分反应，对毛多有退让，既未正面批评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也未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审讯制度。结果，这种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方法。
1941年5月，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党中央随即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随着王明大势已去，康也转了向，批王时说了许多“过分的话”。翌年成立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副主任康。1943年春成立“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委员是康和彭真、高岗。不数月，康公开号召“抢救失足者”，掀起抓特务内奸高潮，冤假错案骤增，被称为“‘红色摇篮’里的大悲剧”。
整风的斗争目标是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整风文件《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运动开始时康生办了个“专干训练班”着重训练一，精神折腾，刑讯逼供，二，诱导离间，互相揭发，三，查看档案，审解异同，四，谈话诱引，请君入瓮，五，坦白光荣，优待布局。康生在训练班讲策略时说：“我们要一个个地斗，各个击破，要迂回地斗，看到错误也不反驳，促其热闹，与我党半条心的看热闹者，就会暴露出来，有的人还要先给他升官，然后再斗。运动了几个月，整风的成果斐然，整出来的特务之多，令人诧异，延安的特务如麻，令人难以置信。在康生的领导下，逼供，诱供，劝供，多法齐下，凡是国民党地区来的人，都找其谈话劝供，劝其向党坦白，都要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么？答，我父母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人。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答，没有。问，你来延安与国民党有什么关系？答，没有。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答，坐火车来的。问，坐谁家的火车？答，坐铁路上的火车。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答，不是，是国民党的。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关系吗？答，噢！这时如果承认自已是特务，就可载一朵名曰“再生花”。对党不坦白，不交代的人，就会被关进名曰“禁闭室”，禁闭室里除了经常打人，吊人外还有一种新奇的办法，就是在牢屋里划一个小小的圆圈，令犯人站在里面，不坦白就日夜站在这个圈内，不能动一动，什么时候坦白了，什么时候出圈。
康生有两副面目面貌。在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加入活动和整起人来，他心狠手毒、古里古怪，是个搞逼供信和制作冤假错案的专家。一个期间，党史研讨和舆论导向也搞极其，一会儿把他吹入地，失事后又一下描绘成一尊凶煞恶神。实在康生还有另一副面目面貌，日常平凡总要摆出一种文人学士的气派，显得颇有才学，曾获得不少人的欣赏，也成为同毛泽东有亲和性的一个身分。实在这种有两副面目面貌的忠直君子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被《明史》评为"机灵猾贼，有才藻"的阮大铖就是凸起的典范。
延安整风起头，康生因为跟得紧、受重用，一时名声大噪。不单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报告由他向广大干部转达，并且他的转达陈述还被中宣部列为最后划定的十八个进修文件之一，即"康生两次陈述"。《解放日报》在社论中以至将毛康并提，号令全党"仔细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道的陈述"，以"领会什么叫三风"整风起头一个月后，又颁布发表"中心成立总进修委员会，以毛泽东同道为主，康生为副，带领全延安进修。"从此，康生的位置日益显要，除听他的陈述外曾经很难在别的场所见到他了。他的陈述也是疾言厉色，一副"格柏乌"(苏联肃反机构)气派，使人望而生畏。一次讲民主集中制，就把集合和规律夸大到了恐怖的水平，还大声念了几个外文字，说专制是形容词，集合才是作为主词中的名词。急救活动起头后就更少晓得他的行迹。此刻很多党史读物说，急救活动中康生处处插手、常常到各机关推波助澜、颁布发表整人的名单，多半是先人的臆想和某些人的假造(为大好人摆脱，为好人加罪)。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在解雇康生、谢富治党籍的决议中，提出的来由是："鉴于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严峻罪过，中共中央决议解雇康生、谢富治的党籍，裁撤对他们两人的《悼词》，并向全党发布他们的反革命罪过。"这当然是咎由自取。不外首要算的仍是他们在"文革"中的罪过，至于其余汗青题目，如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急救活动中的过错与罪过，就只是在《附件》中提到"在延安几回再三制作冤案，谗谄多量群众"，没有提到抢救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