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受众首先是外国民众，而政治宣传的受众首先是本国内的民众。

我希望尽快制定“民间组织法”。民政部正在进行立法方面的研究。我不知道民政部是怎样进行这项研究的，我认为，研究民间组织法，应该广泛地让民间组织负责人参加。

韩方明

公共外交：做职业外交官做不到的

南方周末：一般人看来，外交从来都是政府外交的一统天下，显得敏感、神秘和相当程度的封闭。但现在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风生水起，越来越成为朝野共识。从政府外交包打天下向职业外交与公共外交相辅相成逐步转型，可不可以说，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转型，是中国外交开始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一个表征？

韩方明：从外交史来看，人们通常把17世纪和18世纪的外交称为传统外交。著名外交学家尼克尔森把传统外交的基本特征归结为四点：一是在观念上把欧洲视为国际政治的中心，二是在思想上认为大国比小国更重要，也负有更大责任，三是外交活动由一支训练有素、具有共同职业行为准则的职业外交人员来开展，四是外交谈判必须保密。因此，传统外交是职业外交和秘密外交。

一战后，出现了新、旧外交之分，传统外交是旧外交，新外交是指外交公开化。这是外交史上的一次转型：从秘密外交到公开外交。谈到公开外交，必须提到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位才华横溢的理想主义者，在1918年1月8日发布了著名的“十四点”，第一条就是，今后一切“公开的和平约定都必须公开达成”，“外交应当永远坦率地、在公众观察下进行”。尽管后来美国背弃了这个约定，但外交公开作为一项外交准则逐渐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公开外交成为新外交和传统外交的分水岭。

从职业外交到公共外交又是外交史上的一次转型。但这次转型并没有显著的标志性事件，1965年，美国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首次使用“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但事实上公共外交行为早已有之。美国新闻署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机构，主要任务是向外国民众传播信息与交流，使其了解、理解、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

新中国的外交，一开始就是“人民外交”，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共外交。改革开放以来，职业外交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成绩。近几年来，公共外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有着较深的背景：一是中国外交发展的必然需要，二是中国拥有的“人民外交”传统，使我们较容易接受这个西方词汇。公共外交也可称为公众外交，而公众与人民几乎同义。

外交的透明化、民主化无疑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这将是一个过程和进程，而比之更重要的其实是目的。一般认为，职业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改善和塑造国家形象。职业外交与公共外交（含民间外交）共同构成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

南方周末：在当下世界，传统的职业外交包打天下，会遇到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或障碍？相比之下，公共外交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因而不可或缺？

韩方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当下世界存在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在对外事务中地位的上升。在西方国家，二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公民社会日益强大，而且形成了全球公民社会。中国也在不断开放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公民社会。

面对全球公民社会，传统职业外交的局限性就突显出来。职业外交是国家间的职业外交官从事的外交活动，这些职业外交官的长处，是与他国职业外交官打交道。而且国际社会还有职业外交官行为准则。其短处是，不善于与他国公民社会打交道。

公共外交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以行为主体的多元性、目标受众的细分性、手段和方法的柔软性，以及目标的层次性和长远性，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重要外交形态。

就是说，职业外交与公共外交是互补与促进的关系，而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

公共外交不是政治宣传

南方周末：看来，作为一种政治行销，公共外交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手段。但公共外交毕竟不等同于政治宣传，它跟后者有哪些关键的不同？怎么才能把公共外交跟宣传区分开？

韩方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据我了解，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我的看法是，公共外交的确不能等同于政治宣传，但又难以划分得泾渭分明。

一般来讲，公共外交与政治宣传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体与受众的相对地位，公共外交的主体与受众地位是平等的，而政治宣传的主体地位要高于受众。二是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公共外交活动的内容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采取具有亲和性的形式，而政治宣传形式多是强硬式。三是目的性，公共外交追求的是长远的整体目的，即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而政治宣传的目的往往是短期的，针对某个具体目的而为。

想把公共外交与政治宣传分开，主要是把主体与受众分开。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与政治宣传的行为主体分开，公共外交的受众首先是外国民众，而政治宣传的受众首先是本国内的民众。

南方周末：公共外交既然极端重要，就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做好足够准备。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值得赞赏的准备，有哪些方面有待努力？尤其在尊重国外受众心理、尊重传播规律这点上，你认为我国在心理上的准备如何？怎样改进？

韩方明：准备是战略成功的基础。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成功也取决于我们的战略准备。

战略准备有两种形式：一是自然存在的，二是自觉而为的。关于自然存在的战略准备，我国六十多年来已拥有非常丰富的公共外交实践（虽然今天才使用这个词汇），也有一大批公共外交人才。这是我们今天开展公共外交的潜在资源。

但是，这些丰富的实践和经验并没有全面、深入地加以梳理、归纳与总结，进而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知识积累和能力基础。今天，借贵报（采访）的机会，我也呼吁，凡是有过公共外交经历的机构和人员，希望你们以案例的形式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凡是有兴趣研究公共外交的机构和人员，希望你们把这些案例作为研究素材，从中归纳总结出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

第二种战略准备是自觉而为的，这方面外交部做了不少的工作。

我所在的全国政协外委会，刚开始是赵启正主任在讲，为大家做思想认识上的准备。然后是组织上的准备，成立了公共外交小组，由陈昊苏同志和我共同担任召集人，以调研、会议等方式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对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都做过调研，每年也召开至少一次内部研讨会，今年是首次在上海召开公开会议。《公共外交季刊》的创办，更是人民政协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对国家公共外交战略建言献策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公共外交需要改善和调整的地方很多，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点：一是如何学习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二是如何总结出自己的理论。

在尊重外国受众心理、尊重传播规律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这种学习应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邀请外国专家对我国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二是在“干中学”，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升自身的能力。

（未完，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