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要思危，那么，居危又得怎样呢？
1985年，就是现在地球人都知道的“Intel inside”的英特尔已濒临破产，有一天，安迪·格鲁夫在办公室里，意志消沉地与当时公司的董事长兼最高执行长官戈登·摩尔谈论他们的困境。格鲁夫顺口问摩尔，如果他们俩都下台了，另选一名新总裁，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之后，格鲁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摩尔，问了一个后来对英特尔命运起着重大影响的问题：“那你我为何不走出这扇门，然后自己动手呢？”这个决心很难下，因为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英特尔就等于存储器，放弃它就等于放弃自己，然而，经过将近一年漫长而又痛苦的考虑，英特尔还是将公司重心放到了微处理器上，借此英特尔一举走出低谷。
如果说英特尔的“危”仅仅出在自身，是市场定位好不好、趋势把握对不对的问题的话，那么，对松下公司来说，它的“危”还跟时代背景、社会局势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军需减少，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1927年发生昭和金融恐慌，许多银行遭遇挤兑倒闭，不少企业也纷纷破产。到了1930年，日本经济更是陷入全面的大萧条，而日本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并实行“黄金解禁”无疑是雪上加霜，造成财政界的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松下公司也难逃残酷的现实，产品销售锐减，仓库大量产品滞压，再加上新工厂刚建好不久，资金短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松下的结局只有关门、解体。而此时，一向体弱的松下幸之助却又因生病躺在了病床上。无奈，替松下幸之助代管企业的两位负责人只好作出决定，裁员一半，以减少经营成本。谁料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松下幸之助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他还作出批复：始终不裁员、坚决不减薪。或许是被松下幸之助这样的承诺和行动而感动，松下公司全体员工上下一心、鼓足干劲，全力推销松下公司的产品。结果，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松下产品不仅没有滞销，反而是生产跟不上销售，创下了自公司创立以来的最大销售额，危机的阴霾一扫而光。
类似的故事不少，除了以上这两位，在《不景气 不气馁》这本书中，还讲述18位曾经与艰难困苦、挫折磨难决斗过，最后绝处逢生、转危为安的企业家的故事。正如该书在前言中写道：“格鲁夫的故事只是本书的一个缩影，如果玫琳凯·艾施决定在第一任丈夫意外死亡后先医治好心灵创伤，而不是在仅仅一个月后就让公司按期开张，那我们在商场上可能永远找不到那些令女人美丽的玫琳凯化妆品；而如果马云在‘非典’肆虐时选择躲避风险，而不是‘顶风作案’地推出淘宝，我们也一定看不到今天风生水起的个人电子商务平台；同样，俞敏洪差点与在线培训市场擦肩而过，柳传志则可能迷失在品牌电脑的迷宫里……这些人在抉择之前，都站在许多分岔的路口面前，并且在很多时候，那些被放弃的道路看起来更加合情合理。但他们最终都没那么做，历史将他们带到了今天。”通过今天的回溯，找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径，以及在那一时刻他们为什么如此抉择的原因，后来者总是希望能找到前人经验的价值，至少在面对危机时的执著和勇气，而这正是阅读《不景气 不气馁》这本书的主要意义。
就像书里那个八佰半的创始人和田一夫那样，他说，在阅读世界伟人的传记时常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伟人及他们追求的视野，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同样会经历失败、挫折，甚至下台的逆境。但他们从来都不会在挫折中一蹶不振，而总是以“在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的顽强精神，重新顶天立地地站起来。尽管他从那些伟大的成功者身上所获得的顿悟没能使他的八佰半幸免于难（在其68岁那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八佰半连锁超市宣告破产），但他的精神信念也没有被击垮，要知道，一个人从巨富沦为赤贫，从巅峰跌倒谷底，倘若没有一定的勇气，是万万不能坦然接受现实的。同样道理，我们在阅读《不景气 不气馁》一书时所得到的智慧启迪和信心鼓励不一定能让企业经营从此顺风顺水，但可以肯定的是，每当身陷困苦、寂寞独处、愁云蔽日、郁郁寡欢之际，不妨想想那些历经风雨而不倒的同行、前辈们，他们的事迹就是在给我们一个信仰、一种力量和一些希望。
阅读《不景气 不气馁》时总能联想到拉姆·查兰的《逆转力》，因为这两本书都是教导人们如何面对危机迎难而上，化“危”为“机”。但区别的是，《逆转力》讲的是策略、讲的是方法，而《不景气 不气馁》诉诸的则是心态和心灵。它告诫我们，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但凡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时刻，更需要拥有充足的心灵资源来支撑度过。
吴晓波、潘强龙主编：《不景气 不气馁：20位中外企业家逆境中的生存智慧》，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