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合一：中国文化的人生观(3)

——“天人合一”的价值论根源

潘世东

    “天”、“人”为什么要“合一”呢？从价值论上看，天人合一观的提出也是源于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之思考，并由此而产生的人对永生、无限的渴求，以及人对死亡、渺小、有限的恐惧和排拒。

如果仅从物我相分、主客对立的关系来看待世界与人事，那么，人是渺小的，世界是博大的，宇宙是无限的：“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磊空之在大洋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梯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在，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6]顺此思路演绎下来，在世界上人便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价值。人与天地之比，就象石子细枝之在大山，粒米之在粮仓，毫毛之在马身。再进而论之，人比地球，地球大于个人不知多少万万倍；而太阳系又不知大于地球多少万万倍，而从全宇宙来看太阳系，又觉其微不足数了。这样，人与微生物，又相去几何呢？！

个人是藐小的，社会人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庄子．杂篇》又云：“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蛮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触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百万，逐北旬又五日而后返。君曰噫！其虚言与？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君曰无穷。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之乎？君曰然。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触氏有辨乎？君曰无辨。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这段文字中内蕴有一种宇宙造化的目光，这种目光不象历史目光只域于一时一事，也不象文学目光只着眼于世相人情，而是向时间的始终两极、空间的广袤八方无限地伸展开去。在这种目光下，一切存在都变得模糊，一切价值都发生动摇，沧海桑田、世事巨变都无法使它产生丝毫惊异，相反，倒都是它看惯了的常景。在这种目光下，诺大的国家也只不过是蜗角上的触蛮，其惊天动地的战争也只不过是太空中一粒微尘的飘落、一滴雨水的落地而已。在这种无限的时空观审视之下，人算什么呢？人只有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而已，只有更深刻、更无望的自卑自贱而已。

不独如此，人的生命与自然相比，也是极其有限的、短暂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的生命如同春生秋枯的草木般短暂，而草木尚能“一岁一枯荣”，人却永世不得复生民间视野如此看；“人生不满百，却怀千岁忧”、“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文学家如此看；人生如白驹过隙，眨眼之间便不见踪影，“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如是说；人生恍如一梦，比梦更短暂虚无，佛、禅如是说……

总之，从主客、天人相分的角度来看待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价值，中国文化的主要倾向得出的是悲观的结论，虽然荀子、王充、柳宗元等后期思想家也对此有过震耳发愦的反驳，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倾向。那么，如何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找到人在宇宙中的价值呢？这就要求中国文化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天人合一”。试想，人的藐小，微不足称的关键是什么呢？答曰：在于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以及由这种分离和对立而产生的一种“异在”的目光的审视。假如人同于天、同于自然，或者人就是天、就是自然，那么主客、天人相分情况下“主”“人”的特征便不复存了，剩下的就是天和自然的特色了。天是无限永久的，那么同于天、合于天的人也就一样了。于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便与天齐等、与天同伟了。“天人合一”观正是这一思路合乎逻辑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因而随之也就有了下面的两种观念：当人、天对立的时候，人就自外于天地，而自外于天地，就同天地形成相分相离相比照，在比照之下，就显得渺小无比，微不足道，这正如前所述。而人一旦汇入天地万物的洪流，与天合一，便与天同在，与天同伟，前述的渺小便因汇入了天、相通天，便会变成天地本身，变成无限永恒本身，变成“道”本身。“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人一旦汇入天、地、道的洪流，便与天、地、道齐等，成为域中四大之一，而此处“大”就是无限、永恒、伟大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道学家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8]天之用就是人之用，知人就是知天。天人不是两种相异的东西，在性道上是一致的。天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天道和人道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的本性便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并非只是我一人的本性：“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得之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也正因为如此，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世界。“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我和宇宙相融相合同一后，便和宇宙一样无限宏大、无限久远……

这便是天人合一观在价值论上的意义所在，也是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人终极人生观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