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的“企业管理”专柜中，摆得最多的往往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的著作，不同版本、不同出版社，密密麻麻、琳琅满目。在中国，更有很多人自称为是“德鲁克先生”的信徒，言必称“德鲁克”，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德鲁克”。不过，不知道这些“德鲁克粉”们是否记得，在今天这个所谓“光棍节”的日子，却是德鲁克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祭日？
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德鲁克先生的信徒，甚至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信徒。记得在刚得知德鲁克先生去世的噩耗以后，我就在网上发表了简单的纪念文字。那时国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消息，也就谈不上所谓对德鲁克先生的纪念。我现在还保留着当时BAIDU搜索的页面：搜索“纪念德鲁克”这个关键词，一共就只有两篇网页，链接的都是我发表在博客网上的同一篇文章。
今天我们再来搜索“纪念德鲁克”时，已经有281000篇网页。不过，排在第一的文章，仍然是我后来发表的“解读德鲁克，纪念德鲁克”一文（这是其中的一个链接。http://www.boraid.com/darticle3/list.asp?id=43620），而这篇文章中的主要内容，也曾经以《德鲁克的失败与伟大》为名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051123/
2005年，我在大陆出版了《打败麦肯锡》一书，当时德鲁克先生尚在人世。06年该书在港台地区以《战胜麦肯锡》之名出版繁体版的时候，为了表达对德鲁克先生的纪念，我将该书的最后一段修改为：
记得10年以前，“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在文章中预测，“《华人管理的秘诀》会成为二零零五年最畅销的管理学书籍吗？”2005年已经过去，而德鲁克先生已于2005年11月11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和企业管理的理论看来也已成为他永远的遗憾。那么，20年以后呢？笔者希望会有这样一本书，也相信会有这样一本书。到了那一天，相信已经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相信已经有一批中国的咨询公司在全球市场与麦肯锡公司同场竞技。
今天，德鲁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5年了。虽然他的书籍在中国一版再版，纪念他的各种活动也此起彼伏，但我在这里重提“解读德鲁克、纪念德鲁克”的话题，却是因为我一直有着这样的忧虑，那就是可能没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德鲁克，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德鲁克想说的是什么？！这5年来，我对德鲁克先生的阅读越是深入，这样的忧虑就越是加深。我相信，这样的忧虑其实德鲁克先生本人就有。在他1962年为《新社会》一书再版写的序言中就谈到，“本人所希望的是，不管读者是否能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至少能懂我在说什么”。
我想，要真正懂德鲁克先生在说什么，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或者说判断标准：
第一，如果你对德鲁克先生著作的阅读是不完整的，那就千万别说你读懂了德鲁克。我在这里要表达的关键是，即使你把大陆书店里卖的所有德鲁克的著作都买齐了、读遍了，你对德鲁克先生的阅读可能也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你对德鲁克先生的解读仍然是片面的，甚至从起点就是错误的。
有这样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德鲁克先生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这本书在书店卖得很火，也有了好几个版本。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书都少了一篇德鲁克先生在1973年亲自写的序言，标题叫做“代替专制的唯一选择”。文中写道，“使我们的各种机构负责地、自主地、有高度成就地进行工作就是在这个多元社会中对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但是，使各种机构有所成就的是管理者和管理。所以，负责的管理是代替专制的唯一选择和保护我们免受专制的唯一途径。”这是德鲁克先生研究“管理”、探讨“管理”的前提或者说目的。该书是在此“目的”之下，介绍各种管理的技巧、工具与方法。而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样的工具，却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目的”，何谈我们理解了德鲁克先生的“管理”?
与这个例子相映成趣的是，德鲁克先生几乎所有著作都在大陆有翻译出版，唯一只有一本书从来没有出版过，那就是他此生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该书在台湾有繁体版发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去购买）。这本书其实还有个副标题《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英文全名为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这是德鲁克先生极其看重的一本书，也是奠定他整个思想起点和基础的一本书。用德鲁克的话说，这本完成于1933年、出版于1939年的书，是唯一的一本用“先见之明”来看待极权主义尤其是纳粹主义的书籍，而中国读者们（尤其是民主自由的热爱者们）现在耳熟能详、甘之如饴的那些著名的反对极权主义的著作都是在希特勒被打败之后才写的，是所谓马后炮似的作品，比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年）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其标题与《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副标题完全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阅读过这本书，那对德鲁克先生的理解或许从根源上就错了。
第二，如果你对德鲁克先生思想的不足没有足够认识，那也千万别说你读懂了德鲁克。这里的关键是要为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找到“他者”，也就是说，找到那些与德鲁克先生不一样的甚至是冲突的观点。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德鲁克先生还有反对者、批评者，没有认真听取过那些反对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和观点，就说自己崇拜德鲁克、追随德鲁克，那这样的追随必然是盲目的、空洞的、不理性的。下面，简单谈谈我对德鲁克先生其中三个“不足”或者“缺陷”的认识：
1、德鲁克先生的管理是一种“理想管理”。这一点我在《解读德鲁克、纪念德鲁克》一书中做了说明，这也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对德鲁克的批判，“如果我们有一些进化良好的人类能够成长，并且很急切地要求成长，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原理就好象很不错。这些原理是有用处的，可是，也只能在人类发展的顶层才有效。”德鲁克先生的管理理念更多的是适用于他所谓的“知识工人”，而对普通的工人（中国更多的是这样的工人），所谓“科学管理”的办法应该是更为有效。
2、德鲁克先生的思想中是没有“阶级”或者说“阶层”的。这是因为他相信，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管理”的出现，马克思所谓的“阶级冲突”已经根本不是个问题，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变成“国家”和“公司”的矛盾。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既有公司和国家的冲突，也还有着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对马克思和德鲁克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做一综合。对此，在斯科特·R·鲍曼的《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一书中有相关论述。
3、德鲁克先生的思想中是没有“爱”的。德鲁克先生是一个极其理性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的是“责任”、“知识”、“自由”这些理性的或者说现代性的词汇。“管理”和“领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领导学意义上的“领导”，更多的需要依靠“爱”、“激情”、“梦想”这样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来进行。也正因如此，德鲁克先生是公认的“现代管理学”之父，但从来没有像约翰·科特、沃伦·本尼斯等人那样被称为“领导学权威”。
回忆我追随德鲁克先生的理由，正在于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工人”，是个理性主义者。但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可以给我们“光明”，但却不能给我们“甜蜜”。换句话说，阅读德鲁克可以让我们有“知识”，但却未必能让我们有“文化”。
英国诗人阿诺德曾经说过，“文化最大的热衷就是热衷于甜蜜与光明。文化还有甚至比这个还要大的热衷！——这就是促使甜蜜与光明得以盛行。在我们所有的人都达到完美人格的境界以前，文化是不会感到满足的；文化懂得这一点，即在人类未开化和未觉悟的广大群众还未能感到甜蜜与光明的教化以前，少数人所享受的甜蜜与光明必然是不完美的。”
阿诺德是从十八世纪英国散文家斯威夫特那里借用了“甜蜜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这两个名词。甜蜜（Sweetness）指的是美感享受，是爱与美；Light指的是智力活动，是知识、是真理。正是基于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我相信，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希望对社会有所帮助的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启蒙的“知识分子”，而是要致力于做一个同时传播甜蜜与光明的“文化人”。也正因因此，今天我再次提出“解读德鲁克”，首先是希望我们能追随德鲁克先生远去的背景，在“管理”中传播知识、传播光明；同时，还需要我们能超越德鲁克先生，在“领导”中给人以爱与美的甜蜜！
这才是我们对德鲁克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