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然审美的实践历程(1)

——秦汉时期：自然审美的产生

潘世东  林玲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是生发于自然、认同于自然、师法于自然的结果，因而，她同自然与生俱来地就保持着一种深远的、本能的内在联系。从这种内在联系出发，亲近自然、赏识自然、热爱自然等认同自然的态度就必然会发展成为一种民族的天性和文化的特性。而亲近自然、赏识自然、热爱自然等认同自然的态度的进一步发展，便升华为对自然的审美。中华民族对自然审美的意识的发生和自然美观念的形成，正是这种文化动因合乎逻辑地发生作用的结果。再者，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构成地球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人类的思维、行为都要受到生态规律的支配和环境要素的制约，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却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流）与人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表现在人类对大自然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上。这两种需求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但物质需求是基础，精神需求随着物质需求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精神需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社会在发展两大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和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

综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 自然审美是一个动态的、曲折发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它“是人与大自然复杂的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说，自然审美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扩大、科学文化的提高，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2]

中国文化对自然审美的实践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秦汉时期：自然审美的产生

1．祭天祀地：古老而神秘的自然崇拜

大约在170多万年前，在神州大地上，已出现了原始人类。从考古发掘来看，无论是元谋猿人，还是蓝田猿人或北京猿人，以至到１万８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他们都生活在低山丘陵的山麓河谷地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猜想，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靠渔猎、采食为主的原始先民，这个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恐怕是他们生存发展的最理想的选择。因为这里有洞穴可居，有动物可猎，有野果可采，有鱼虾可捕。也就是说优良的山水环境，是原始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财富并赖以生存发展的最理想地方。此外，在这个时期，原始先民没有给我们留下具有典型自然审美意义的文化遗址和考古文物，足以让我们今人发想不已的仅只是遗留在山顶洞人尸骨旁的红色矿石粉，究竟是为了审美、药用，还是出于迷信、禁忌，很难给以确证。

进入农业社会初期，人们逐渐向大平原扩展，但远古时代依山傍水的山川生活却沉淀在他们经验和记忆的深处，使他们仍然离不开山和水，对山水充满了依恋亲近之情，同时，并把这种感情扩展为对整个山川大地和宇宙万物的感情。比如他们认为，山能出风云、导雨水，从而滋润大地，生长万物，养育人类。因此，自然山水对于人类来说，似乎有着先天的、天然的缘份。从生态环境科学和格式塔完形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与大自然、尤其是优越的自然山水环境处于有利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更多的令人愉悦的信息流，从而使人发生精神感应。这种感应，便是萌发自然美感的基础，尽管这种美感对象与谋取物质需求有密切联系。

从生态环境科学和格式塔完形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猜想，在强大自然力支配下生活的原始先民，一方面自然会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富有好感，另一方面，又必然会对高山深谷、洪水猛兽产生畏惧；同时，也会由于对风云雨水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理解而迷惑不解，因而产生神秘感，以为种种超人的自然力是神灵之所为。于是，从万物有灵的观念出发，以己推物，对种种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和人格化，于是出现了日神、月神、风神、雨神、云神、山神、水神、海神、地神、树神、花神等等。在原始先民眼中，几乎每种自然物质都有神。对那些能给他们带来丰年和幸福的自然神，他们崇拜祭祀，对那些给他们带来灾祸和伤害的自然神，他们恐惧臣服，有时也不免诅咒对抗。自然神，就是人类童年时代对大自然某些迷惑不解的信息的一种精神反馈和情感反映。对自然的这种复杂的感情，加上原始先民原始生活的经验和古老记忆，便共同构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它是中华传统文化自然审美得以发生的原始心理基础和深层情感动力。

在这个时期，构成自然美的自然要素——山、水、树、气、天、地等，无不被人格化，无不被神化，无不受崇拜。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到今天，有的变成了优美的神话故事，点缀在山山水水之间，成为连结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彩练，成为我国自然审美中的特有的奇妙的文化现象。

自然崇拜分天上诸神和地上诸神。天上神包括日月星辰、风云雨电等等。关于日神的崇拜根据郭沫若对《卜辞》的分析认为，殷人对日神有朝夕迎送的礼拜仪式。《礼记．祭法》说，“祭月于坛，祭月于坝，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尚书．舜典》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所谓类、禋、望是指对不同神灵的不同祭法，“六宗”是被禋祭的对象，包括“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3]。

雨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所以，在古代中国对雨神的崇拜是很普遍的。与前所述，在安阳发现的殷契中，有关求雨、卜雨和祭祀雨神的甲骨文相当多。《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也为我们了解古代对雨的崇拜提供了线索：“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云状，乃得大雨。”把雨和龙联系起来。后来，龙王成为降雨和兴风作浪的神。凡是与水有密切关系的自然景观，无不流传着龙王的神话故事。

风，无形无踪，喜怒无常，令人难以捉摸。《太平御览》卷九行《河图地通纪》说：“风者，天地云练也。”云，飞渡天空，色彩斑斓，瞬息万变，时而艳丽照人，时而遮天闭日，变幻莫测，十分神秘。风云都是古代人民崇拜的对象。

在诸多自然崇拜中，与人类关系最直接、最密切，也是构成自然审美内蕴最主要部分的是大地、山岳、河川和生长其上的生物。其中尤以山岳为神秘。山岳巍峨高耸，直插云天，是沟通天上诸神和地上诸神的桥梁，也是从人间通向天堂的阶梯，同时还是俯仰宇宙、怀抱苍生万有的审美观照点。因此，对山岳的崇拜祭祀，显得特别突出。这种理念，在《礼记·祭法》显示得特别突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对于那些高入霄汉、难以攀登的高大险峻之山，更认为是通天之衢，仙居神府了。《山海经》说：“昆仑之丘，是实帷帝之下都”，——巍巍昆仑，不是世俗凡夫俗子所能居住的地方，而是天帝在人间的都城。《搜神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昆仑之山，地首也”，昆仑因为是天帝在地上的都府，因此，这座神秘的大山，也就自然成了众山之首、大地之主。

人们为了求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广泛地开展了祭祀山神、河神活动。据《山海经》所记载的451座山，都有不同形式和规格的祭祀活动。这在实际上证实了当时自然崇拜的历史性、广泛性和普及性。

2．封禅：帝王特殊的自然崇拜

祭祀山神活动不仅在平民百姓中盛行，而且逐渐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便是不绝于史的、帝王特殊的自然崇拜的诞生：封禅。《史记·封神书》说：“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说虽带有传说性质，但却说明了帝王封禅活动的频繁和由来已久。真正有史实记载的封禅是从秦始皇开始。所谓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礼仪活动。封，是在泰山顶上筑坛以祭天；禅，是在泰山脚下的小梁父山上铺台以祭地。这是因为“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厚以报地了”。正是出于同理，五座“峻极于天”的五岳，才被视为天在五个方位的代表。《尔雅·释山》中有对五岳的说明：“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周礼·职方氏》中也有记载，当时天下九州还各有其镇州之山。与五岳相对应，取五方之主山为五镇，即东镇青州沂山，西镇雍州吴山，中镇冀州霍山，南镇扬州会稽山，北镇幽州医巫闾山。与人间的天子君臣秩序相呼应，山峦也有了高下尊卑的等级。

据史载，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亲登岱顶封泰山，下山禅梁父，并命丞相李斯篆书刻石以纪功德。秦始皇还曾南巡会稽山，东临碣石、琅琊山，都有刻石。附带要说明的是，秦刻石是我国名山石刻的始篇和先导，对后世风景区摩崖石刻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代雄才大略、文治武工的汉武帝，为了炫耀“文治武功”，显示其“尊天重民”而频繁地巡守四方，祭祀封禅活动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帝王为了宣扬“受命于天”，“功德卓著”，封禅活动就成了一种旷代大典。于是五岳就成了神山、圣山，成为天的象征和神州大地缩影，具有至高无上的形象，成为天下名山之首。此外，当时全国重点祭祀的山岳还有邹峄山、琅琊山、吴山、湘山、天柱山、熊耳山、荆山等。

山水相连。祭祀山岳的同时，古代帝王还广泛地祭祀河川，这种情形在《史记·封禅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候，诸候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4]。可见，在先秦时代，在自然崇拜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以五岳五镇四渎为主，以地方名山大川为辅的名山大川崇拜系统。

3．比德：民族本能对自然之认同

与前所述，在自然崇拜中，包含着民族对宇宙自然的非常复杂的感情和非常复杂的认识。在《礼记·郊特牲》有这样记载：“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这是说，大地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财富，为人间确立了公正无私、光明正大的法则，是人类幸福、文明和光明前途的源泉，所以，人们不仅要报本返始，尊奉、酬谢它们，更要取法天地、师法自然。所谓“美报”，就是人们报答自然的善意的积极的精神行为。由于宇宙自然各种要素对人们影响程度的差异，因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反映，有的畏惧，有的亲和，有的迷茫，作为信息反馈的精神行为自然也不相同。畏者敬之，和者亲之，茫者神之。所谓“尊天而亲地”，就是人们对天地的精神报应和信息反馈。

人们对自然的崇拜、祭祀、美报等活动中，既促成了名山大川的诞生，也使民族萌发了自然审美的意识。在这种精神活动中，民族流露出了对自然的本能的情感认同和由衷咏赞，不仅在自然身上发现了许多强大的异己力量，让他恐怖、忧愁和绝望，同时，更与自然产生了一种息息相关、感同身受的认同感和亲和感，亦即在自然身上找到了人类自身的感受和自身的影子，发现了自己，于是，他激动、欣喜、自豪，感到了回归家园般的安适和做人的骄傲与幸福，也就是说，在自然身上，他感到了人之为人的骄傲和幸福，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于是，此时的自然便变化成了审美的自然，而先民此时对自然的审视和观照，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审美。应该指出的是，因为先民这个时期对自己的发现并不十分到位，对自己的影子的观照也很不清晰，所以，这个时期产生的自然审美也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自然审美，而更多的还处在自然崇拜、报本返始、感恩戴德以及简单的比兴的水准上。例如《诗经》中许多歌颂人和神的诗篇中，就有不少关于自然美的赞歌。有的直接赞美自然山水，如“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有的是以自然山水，比君子之福寿，如“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还有到大自然中游览消愁的，如“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些虽都不是典型的自然审美，但又都说明，人对自然山水，已开始有了审美情趣，尽管这种审美还只是混杂附丽、不是独立自足的。孔子对自然美持“比德说”。他最著名的论断便是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5]。在《论语·子罕》中他又有对自然植物的论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在《尚书·大传》卷六中记载了孔子答子张的发问：“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之乐于山者也。”通过对山及其自然景观特征的观照、联想，与人的品德和社会伦理道德进行类比，由此来赞美山水。刘向《说苑·杂言》中记载了孔子回答子贡的发问，这里对为何“智者乐水”作了理论的分析：“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水）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处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以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是知者之所以乐水也。”这是把人的道德素养品格节操与水的自然特征相比拟，从而使流水获得审美意义。假山水以比德，虽然还带有较浓厚的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色彩，但它同时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自然山水已经有了深入细致的观察，掌握了山水的某些自然属性，并开始有了初步的科学见解和自然审美意识，而不是单纯的功利主义和盲目的崇拜。

4．秦汉时期自然审美的现实实践

众所周知，自然美学的发展，不仅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人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科学知识是分不开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交通的发达，人们的地理科学知识也日益丰富，地理视野逐渐开阔，对于山川的分布、气候的变化、四季的交替、自然环境的变迁等等自然现象的观察，认识亦增加了许多科学的见解。《山海经》就是反映先秦时代山水观的代表作。它首次从全国范围着眼，以山为纲，进行地理上的综合描述。每山都记有方向、道理、特点、河流、动植物、特产以及神话传说、祭祀活动等等。当时另一部地理名著《禹贡》，把全国分成九州，加以概述。当我们剔除这些著作的中迷信、鬼怪和荒杂成分之后，便可发现古人山水观中的美学和科学成分。大范围地理知识的积累，又促进人们更大地域空间的交往，为名山大川的自然审美开拓了广阔天地。

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中央封建帝国的建立，为大范围、大规模的自然审美提供了政治上、空间上和物质上的保证，而秦始皇东登泰山、南北葑疆巡狩，就是这类自然审美的先声。秦亡汉兴，到汉武帝时，国家繁荣，政权空前巩固，人民生活安定，这为各种目的旅行活动创造了条件。旅游活动可以说是最佳形式的自然审美。在汉代出现了不少旅行家，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开创“丝绸之路”张骞，他不但架起了东西方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还实地考察和记录了西域的山川风光。另一位是“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饱览名山大川的司马迁。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彯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6]。以后，司马迁又随从汉武帝巡行四方，封禅秦山、祭祀天柱，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司马迁壮游名山大川，寻访历史文化遗迹，那种探古察今的旅行活动，不仅对写作千古雄文《史记》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游览名山大川的自然审美方式和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马存指出：

 

 

子长平生喜游，方年少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逆，号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含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7]。

 

 

 

 

纵观秦汉时期的审美历史，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是始于自然崇拜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及认识。自然审美，是适应人们对大自然的精神需要和情感流露的产物。生产力和科学文化低下的蒙昧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精神需求，只能以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形式出现。自然山水审美，则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人们对自然的一种高尚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和认识是产生自然山水崇拜和自然山水审美的基础。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先秦诸子，多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并顺乎自然规律而发展。因而，自然、和谐、协调是人对自然精神需求的基础思想，崇拜、祭祀名山大川，是为了“风调雨顺、国秦民安”，祈求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自然山水审美是为了借自然山水之自然特性，来比君子之德，求得人与自然间的精神情感交往。秦汉时期，山水自然神崇拜还占主要地位，但山水审美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诞生了，并对以后自然山水审美有着深刻的影响[8]。

 

 

注释：

[1][2][8]谢凝高《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25页。

[3]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84年，第25页。

[4]《周官》，见司马迁《史记·封禅书》。

[5]《论语·雍也》。

[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转引自刘毓庆《朦胧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

[7]朱子蕃《百家评注史记。总评》引，转引自刘毓庆《朦胧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