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农民工王旭和流浪歌手刘刚翻唱汪峰歌曲《春天里》的一段视频迅速蹿红。视频实在粗糙，然而，无论是省委书记，还是草根网友，都闻之落泪。“春天里”的悲伤，为这个初冬染上一抹沉重的底色。当然，也有希望。就像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理解的那样，他们唱出了身居社会底层，但对梦想执着追求的生命力。在希望与失望的交织中，歌曲《春天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参与、互动演绎的文化事件。

      翻唱者王旭，44岁，农民工，在京打工10多年；刘刚，流浪歌手，在京流浪8年。当他们在出租屋光着膀子用音乐表达心声的时候，他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他们注定要被作为农民工的代表，而收到高度关注，并接受主流社会的慷慨馈赠。我这样说，并不存在任何价值判断，只不过实在陈述一种客观的事实。事实是，被称为“旭日阳刚”的二人组合已然站在央视“星光大道”舞台上了，下一步，按照曹景行先生的提议，他们应该上春晚。

      可以想见，就像所有俗套的故事一样，“草根”王旭和刘刚可能很快就会融入到“主流”中去，他们的嗓音可能会越来越纯正，他们的技巧可能会越来越圆润。个体的悲伤后面，接踵而来的，往往是一段喜剧。想想那个放羊娃阿宝就会知道，个体的社会流动有时候很难，有时候又像梦一样迅速。地下通道里卖唱的旭日阳刚，与当年卖了几只羊才能凑出路费的阿宝一样，他们的故事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我们都无比喜欢喜剧。

      此刻，深夜里、电脑前，戴着耳机一遍遍聆听王旭和刘刚的《春天里》，我却感受到浓得化不开的悲伤。是的，围观的人群中，我们每一个都是在场者，都是一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们有着相近的经历、梦想，相近的失望、悲伤，也有着相近的“执着追求的生命力”。10年、8年，这样的时间长度足以让一个在路上的人心头长草、沧桑满眼。围观两个人演绎的奋斗和悲伤，庆幸两个人由此走进另一种生活。只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不要那么快健忘了一个庞大人群的希望和悲伤。

      这首歌、以及围绕这首歌发生的这些故事，其实更是一个人群、一段历史的记录和表达。在这个亘古未有的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漂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必然需要艺术上的表达。这种表达也必须是主动的抒发、自由的流露，而不是被代言。《春天里》在2009年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引起大众广泛关注？就像歌中唱得那样，“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很简单，真正从心底里唱出来的歌谣，不可能无人问津。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很多年了，由此也产生了无数流浪的人群。这其中，农民工群体应该是最为庞大的一群。他们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社会的底层，其所得到的道义支持，往往多于现实境况的改变。打工打了30多年，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依然很难改变他们的身份，“阶层固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宿命，如影随形。可以说，他们应该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获益最少的人群了。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不能再无视他们的悲伤了。

      当然，农民工的沉默，陷于表达的困境，也使得这个群体的真实情绪并不广为人知，社会公众看到的，多是他人叙述视角中的农民工，很少看到农民工自己的直接表达。在显然经过升华的“代言”中，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子女展现出来的往往是如花的笑靥，过于亢奋的乐观。这种本身就是一种误判的艺术化表达，只能形成更大面积的公众误判。真正来自底层的悲伤和痛苦，反而在整体性的积极乐观中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了。

      记住春天里的那些悲伤。农民工曾经走过春天，那个时候，“一切没那么糟”。可是，美好的生活和生活的美好，不能一直停留在期待中。与“老无所依”对应的，不应该是“悄然离去”，也不应该是“埋在春天里”。这样的“诗意栖居”，太过悲伤，也不公平。岁月的尘沙，漂泊的人生，都需要一个更为合宜的制度设计。我们的城市不能总是赚取农民工的寂寞和无奈，悲情和伤怀，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生活。

      原唱汪峰受访时说，我的终极的梦想，就是希望这这首歌能够真正进入到需要音乐的那些最底层的大众。我们还希望，仅仅歌声进入底层是不够的，过度沉迷于诗意的地老天荒，更是奢侈的，底层大众更需要抛却了悲伤的哪怕是庸常的生活。比如，一个24小时有热水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