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理想与诗体探求---致王竞成
竞成兄：
二十年前，原《黄河诗报》在桑恒昌先生的主持下，曾以坚实硬朗沉雄大气的诗美特色引领“黄河诗派”，兀立当代诗坛。蓦然回首，社会风云变幻，诗人几度沉浮，屈指算来，我已有十几年没有认真地读诗、写诗、撰评、立论了。与诗结缘，如影随形，当生存之痛与生命之疼再次握手，又闻新《黄河诗报》业已出刊，那份昂奋与欣喜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命运是一部天书，一节一节地续写着传奇，谁知哪一节又将绽放你我的光亮？对于新刊，恕我直言，至今未能见到，但对您对诗刊的那份期冀却真诚、热烈而持久！
您的诗作从网上渐次读过，偶有亮点照耀我一下，怦然心动中，为您的圣徒般的赤诚与刻苦所憾，知您与我一样地跋涉于茫茫诗路，我之旁枝斜出十几载，您却矢志不移二十年，重返后只得加鞭奋踢，至今尚心惶惶然，夜以继日地阅读、思考，偶有小作，以期与诸兄并肩，早年所倡“诗意批评说”也待重新思索整理。
近日，我集中阅读了您的《一个单身男人写给中国100个女诗人的100首情诗》以及有关评价文章数十篇。说实话，我从未参与任何诗歌事件与造势活动，那些年，与岩峰、谭践,延安等诸位诗友偏居小城，交流，创作，诗情四溢，激情飞扬，诚勇而快意。对您的这次阅读，每每令我想到过去的那段诗意时光，的确有“快意的阅读体验”（周东坡语）。现在读诗，沉静得多，挑剔得多，也迷茫得多，用心去读，用生命去悟，说出来与写下去都颇犯踌躇，但对于擦亮心灵与眼睛的诗意与诗句，我总是怀着虔诚又谦恭的心态去领略其美好与深邃。您的这100首短诗，时时给了我这种感受。
对于众家已经论及的问题，我不想综合更不想重复；对于诗评界，诚如诗人马非所言，卖弄型、坚守型与白水型甚嚣尘上（见《也说马启代的“忧中之忧”》），真正的汉诗批评几乎处于失语状态。自由的新诗导致今天自由的批评（这与新诗的自由与批评的自由格格不入）。大家各持一辞，各立一言，互不欣赏，派别门户甚重，新诗的门槛降到了海拔平面以下。
当然，近年来潜行写作的人、自觉写作的人是有的，在他们的努力下，我感觉汉诗的自觉与文本的觉醒正在形成。韩作荣先生所言的“自觉写作阶段”当是大致的表述，洪烛兄认为当前应把百年的新诗推倒重来，而把当前的新诗命名为“新新诗”，也是感觉到了新诗的发展与变化后的重估，当然，对于“新新诗”的命名，我认为应为“新汉诗”为好，既表述出内涵又不失庄重（将有专文论及，不赘），而批评界、理论界尚处在反思期，创作与理论的跟风与反差一直是新诗百年历史上的大痼疾。但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您的呕心之作（20天当凝聚了您20年的艺术心智），着实令人振奋。写作是终生的苦役，是一生都放不下的大生意（罗广才语），一个诗人有可能终身不能登堂入室，但他的坚持、坚韧的劳动本身就是一首杰作。您已是个把身心浸泡在时光与诗意中的写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您的忠诚写作所带来的诗学意义首先在您的文本之外感动着我。您的作品所显示出的诗歌理想与文体追求使我有几句自己的话要说。
首先作为一个用汉语分行写作的人，他必须有登峰造极的决心与勇气，他所面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给他带来的迫压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相对和平又回流激荡着躁动与不安的潮流的年代，选择边缘化的生存与精神孤独的探求、又需肩负起文化传承所带来的沉重的使命，因此，对于相对成熟的诗人，历炼与习作所形成的具有个性的美学思想与价值追求是形成自己诗歌理想的核心。李少君兄说我们有古典、外国、新诗三个诗学传统，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那就是当代话语系统（包括民歌、民谣、民谚等），这是一个鲜活的庞大的不断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系统，而且成熟的诗人都会从这些大海中汇聚、吸收然后奔流成自己的潮头或流淌成自己的河道（也有专文另论，不赘）。我们也毫不例外地必须占有、整合和超越这些传统，而给新的传统层累自己的新的思想与艺术创新成果。试想，一个没有诗歌理想的人是无法进行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劳动的（那些世俗的“工具论”者不在此列），所以艺术是十分神圣的东西，仰看与俯视的角度必须源于自己的内心理想与献身精神。我说这些，是认为您是个正在形成自己诗歌理想的诗人，不仅这100首，还有从网上陆续读到的您的一些诗作来看，一是您感知体悟的方式已形成，二是您自己的语言系统已露端倪，三是您的语言风格已初步形成，四是您的表达方式已形成自己的个性，五是您对当前汉诗精华的吸收已有消化功能，六是您基于自己的政治与艺术见解在诗歌境界上的开拓逐步显现……只有诗歌理想与人生理想合而为一、生存和命运交融在一起时，美是大美，爱才是大爱，恨也是大恨。姜长荣先生说您的这些诗是“诗情与灵魂的独特告白”，雷火先生说您的这些诗是“超越性爱的情诗”，简明先生说您的这些诗是“心灵流浪者的情歌”，杨红巧先生说您的这些诗是“诗人生命自我观照的范例”，圣童先生“从诗本体角度在语言之外阅读诗歌”，试图给您的诗一个诗学定位等等，大家都从某个方面或角度看出了您这100首短诗形成的咏叹所昭示出的您对诗歌理想的坚守与努力。您所要达到的境界是个具有个性特色的形成自己传统血脉的适应自己表达的精神场，那是“用爱与良知建造的诗歌圣殿”（薛梅语），那是“生命之舞”（明飞龙语），那是“心灵的家园”（成春菊语），那是用“清醒的思辨性思维构造”的美学世界（解非语），是“真善美的诗品”（谭本玲语），是“和谐绝妙的美学的立交桥”（于爱全语），甚而是“一场真正的行为艺术”（孟醒石语）。当然，好诗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唯一载体，这个载体以及这个载体所形成的信息流、精神场是构成这个理想世界的阳光与空气。对于好诗的标准（见《关于<汉诗十九首>的座谈纪要》），我有我的认识，您一定也有您自己的标准。存大同，求小异，这是艺术的规律！
另外，您的这100首诗在文体追求上所表现出来的努力、所显示出来的特点促使我思考了许多。在写《桑恒昌论》的前后，我已开始着手从语言学角度来考察梳理观照新诗语言与体式的问题。所谓“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胡适语）以及后来推崇的形成主流的“散文化”倾向，对于新诗创作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教训非常深刻。可惜，我的这项工作中断了十几年。十几年来，诗坛上这方面的书籍只出了寥寥几本，所谈所指皆与我之思考不尽相同。近来，我一方面研读学院派的文章，一方面与新古典主义的蓝海文兄、倡导格律诗的黄淮兄以及诗作本身成就斐然的桑恒昌先生保持着诗学上的沟通，我发现当前很多人很多诗走偏了写歪了，这也好，前行者给我们一个警示与提醒，但没有标准与水准的混乱把严肃的问题娱乐化的恶搞给新诗带来的伤害是不容低估的，新诗在大众心目中的低俗化给神圣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因此，我在认定有诗歌理想的诗人之后，才去感知他的美学与精神，因为对于那些拿着语言由着性子糟蹋还能赢得一些喝彩的“诗人”或者虽十分严肃却与诗的本质无缘的“诗人”，是不用费心去研究的，只看他们的宣言与随想语录比他们的文本要清晰得多。把自由当成随意，把诗意等同于冥想的人是谈不到诗歌理想与文体追求的。诗是分行的文字，这是没有错的，它包含形式与内容的两层含义：一是分行的不一定就是诗，二是不分行的不一定没有诗意。现在的“探索者”们有的把分行就是诗当成了圭臬，有的把诗意当成了诗本身，这都是错误的。小说、散文、戏剧、随笔甚至政论文都可以有诗意，但它们不是诗。我坚决反对什么都可以入诗。在剥蚀了政治功能（但它肯定有诗人的政治见解、甚至政治理想溶在里面）之后，走向另一个极端肯定是不对的。一个诗人从政治甚而宗教立场出发，只要心灵真实，以诗的方式（什么是诗的方式另文论及，不赘）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观点、体验，无论歌颂或诅咒（赞美应是以感恩的心态直抵真善美的主调）都应是诗，但大多数情况下，写作者很难坚守这一点。世俗的浮名与急功近利往往导致对诗本身的亵渎。诗是人类的母语，诗是文学皇冠上的珍珠，我认为这是真理，诗要揭示的是宇宙万物的永恒规律，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万心中的那一刹永生的情感与思想。所以，该交给小说的给小说，该交给戏剧的给戏剧，该交给散文的给散文……从而留守住诗的内在律动与那份高贵。如此这般，才可能在自由的创作中形成、摸索到最佳的表达方式，即文体形式。“没有诗体，何以言诗？‘废’古‘律’可以，然而‘废律’以后的第二天怎么办？”（《中国现代诗体论——吕进主编》）。汉诗从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从古体诗到形成绝句、律诗、词牌、曲牌等等一些严格的规定（其实外国诗歌的发展也是这种规律），事实证明，文体形式的不成熟是一种文化创新思潮与成果未完成或没成功的标志。因此，一个没有文体追求的诗人是没有出息的。我这么说容易给人一个误读，马启代是不是要“复古”？事实上，我所主张“第三种写作”（有专文论及，不赘），就是基于四个传统之上的一种符合汉语创作规律的生命的写作，它高扬着人道的与大爱的精神，只有在这种精神与修养之上的写作，才有可能带来汉语新诗创作的繁荣。我在《汉诗三论：意.气.象》中对如何把握气的节奏、如何把握语感、如何融入意与象提升诗的境界、形成具有张力的语言与审美风格均作了论述（另文，不赘）。成熟的诗人必定有成熟的诗体，对现今诗坛上有那些有意义的可贵的探索，我正在进行打探与整理，将形成专文论及。您的创作以及这100首诗的体式让我想到了这些，想您正进入自觉的思考与实践。圣童也涉及到您的文本的“形式感”，您这100首无论作为一组诗来看或单篇阅读，它总的成败得失需要长期的分析清理，不过您卓有成效的文体探索显示出一个非常好的追求向度，希望您能珍惜并努力。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不知说透了没有？不知对您有否裨益?借用贺敬之先生的一句话：“以上所说，如果有当，深感欣慰！”对您的创作，我会关注；对《黄河诗报》，我会尽力支持！
做一个有理想的诗人！
办一个有追求的诗刊！
有爱、有诗、有朋友，足矣！
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