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11月18日，有删节)

　　 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5%，创4月份以来最低。这是继9月份之后，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再次跌至10%以内。1至10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03%，预计11月份全国用电增幅可能仍会落在10%以内。

　　而10月我国CPI涨幅却是达到4.4%，创多时以来的新高，生产扩张使得GDP持续以接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9、10月份用电量的下降与经济诸项指标的表现并不合拍。

　　追根溯源，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之下，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增幅出现较大回落，是月度用电量出现新低的主要原因。高能耗行业用电的降低缘于强制性的节能减排政治要求，这是我国政策制定与实施时有所现的一种思维。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明确的单位GDP节能降耗的具体目标，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由于“十一五”期间尤其是后两年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节能减排监管一度有所放松，至使计划目标的实现在最后期限内压力巨大。8月份开始的部分高能耗厂商强制性拉闸限电，即是这方面的任务安排。

　　国内经济增长带动的投资饥渴、外部流动性宽松导致的人民升值压力以及热钱涌动，使得物价上涨的压力逐渐加大。应对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我国宏观调控方向由“保增长，促内需”开始转为“调结构，防通胀”，10月用电量的走势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政策手段方面，近阶段，行政命令的方式被更多祭起：需求管理方面体现的是“限购令”，供给管制方面是“限价令”与“限产令”，当然也包括为节能减排而采用的拉闸限电措施。从政策目标来看，这些手段似乎都体现出“讲政治”的阶段目标——房价与物价涨升使得百姓难以承受，需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管制；节能减排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承诺，更有“十一五”计划提出的降耗的具体目标。这些行政措施的祭出，说明中央已经下了决心，政策作用的问题非解决不可。

　　而体现中央意志、更多依靠政府威权力解决问题的体制有优势也存在弊端。

　　优势方面，市场一般会相信，对于一项经济、社会问题，只要中央下定决心，是一定能够实现其治理目标的。

　　弊端是，因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存着的利益不一致性，基层与被管制单位对政策执行可能存在“打折”现象；临时性的政策措施也可能会掩盖问题实质延迟根本解决的时间；或者出现管制放松之后旧有问题反弹复发而引发新问题，甚至出现寻租与腐败行为等。太多实例印证了这一点，比如最近的限价与限产管控措施，缘于能源的替代需求，“限电令”导致了各地柴油供应的短缺，许多用电大户购油目发电，使得政府最终的节能减排目标效果大打折扣。对于目前正在执行的房地产价格管控政策，如果真正的供求矛盾问题不能根本解决，最终也只能控价于一时。再比如北京奥动会、上海世博会期间因管制取得的空气质量改进成果，待盛会结束后出现了大幅反弹（上海案例此时正在上演），等等。

　　任何体制与政策手段都难免有优势与弊端，就像任何问题都有着两面性。基于类似政治动员式的行政管制手段存在的问题，我们希望的是管理层在采用这一手段能够认识到它的优势与不足，慎重决策。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多尊重客观规律，并且在目标达到后迅速退回，常态的波动依旧交由市场进行自发调节，以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包括物价管制、质量控制在内的监管措施应该常态化，尽可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待问题累积严重形成社会问题时再去突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