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3）
高岗的革命生涯
1905年，原名崇德的高岗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后入榆林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后，高岗来到甘南西北地方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并参加了多次武装起义，成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2年1月，高岗就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吉泰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11月，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部队改编为红26军42师，师长王吉泰，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1934年1月，高岗因犯错误被撤去了师政委的职务。
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此后不久，随着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陕北和陕甘边区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最后形成。 平津前线指挥部 右2为高岗
同年九月间，徐海东、程子华率红25军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为统一红军的领导，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红15军团成立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恶性发展。九月下旬，肃反开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被扣押，一些同志被无辜杀害。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郑重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无罪释放。会后，中央立即派高岗去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为此，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表示，他这条命是毛主席给他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救命之恩。
1936年4月，刘志丹在战斗中中弹牺牲。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又将高岗从内蒙古调回，让他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几乎无可争议的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毛泽东的器重，同时也开始了他以陕北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的心理历程。
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国共再次合作。八年抗战期间，高岗的工作职务是相对稳定的。这不仅在于他的才能，在于他的陕北根据地“老人”资历，毛泽东对他的看重，也是一个因素。毛泽东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
高岗当时主要的职务是主特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1938年5月，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41年初，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任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
1939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隆重开幕，会上高岗当选为参议会议长，以后连选连任，直到1946年4月。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高岗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跻身于中央决策圈。
据说在延安，高岗只害怕两个人，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贺龙——当时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就连朱德总司令，他都不买账。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抢占东北，下了大本钱，一下子向东北派去了10万军队,3万干部,中央委员就有20个,其中包括高岗。
高岗是1945年9月19日被中央派往东北的。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先他一天去的有彭真、陈云。高岗于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不久即改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前方，高岗主特后方工作。当时东北支前很有本钱，弹药、粮食、汽油相当充足，前方要多少就可以提供多少。所以，高岗这个后方“首脑”做得是很有面子的。
1949年，林彪率四野入关后，高岗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难怪有人称其为“东北王”。
当时全国6个中央局,6个大军区，除开东北，都是党政分开的，至少是两人搭档。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习仲勋。华北局，一度第一书记是刘少奇兼，第二书记是薄一波，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政委是薄一波。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中南军区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西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邓小平。唯有东北例外，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政委三副担子，由高岗一肩挑。
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在领导东北局工作时也确有独到之处，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高岗也一直以为自己在陕北是有功的，在东北是有成绩的。渐渐，功劳和荣誉在高岗心目中发生了异化，他对自己只当了一名位居最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心中愤愤不平。于是，攫取更高职务、更大功利的欲望使他难以抑制自己。
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西北局在延安所举行的高干会议，体现了党、政、军最高层的整风过程。这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议所制定的群众路线，先是在陕甘宁辖区实施，后又在全国范围推广。
会议一开始，来自各单位的267名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文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检查党的纲领在边区实施的情况。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两篇很长的报告。第一篇是分析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第二篇是讨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刘少奇和任弼时各作了三天报告，林伯渠、贺龙、朱德、康生、陈云和叶剑英也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实际上除了留苏派外，所有主要领导干部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不过在会议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便要数高岗。高岗过去和当前在发展边区方面所推行的政策都受到赞扬，他在党中央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明显上升。
西北局在1942年间在边区各地大兴实地调查，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在全会之后安排分组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认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批评有时也在大会上进行，至少有70名干部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与会者都要写日记或笔记，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小组会上进一步讨论。
会议解决了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边区党史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边区当前的任务。
会议对边区早期的党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些主要问题。先是由陈正人在关于整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史中的问题，接着是围绕对党的忠诚和正确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几周的讨论，然后由高岗作了两场带有总结性的报告。边区党“最老资格、最忠诚的干部”要求犯有错误的干部作检讨并改正错误。“忠诚分子”指的是1935年前团结在刘志丹周围从事游击战争的核心领导层，包括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和刘景范。
1934年7月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是谢子长同志，郭洪涛同志担任政委，贺晋年同志任参谋长。在此期间，谢子长与郭洪涛及陕北特委同志一道创建并领导了陕北根据地、陕北红军。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是朱治理、聂洪钧等人。
会议肯定高岗等本地干部的领导与战略。受到攻击的是高岗报告中严厉指责的党中央的代表朱理治和聂洪钧的左倾错误。1935年曾发生逮捕当地干部的事件，虽然毛泽东等人到了陕北之后就迅速对在1935年被捕的本地干部进行了平反，但朱治理等人仍身居高位。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高岗等人才得到完全肯定，原来他们的那些领导人受到了批判。不过，这两个被批判的领导人当时都没有被免去职务。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提高了高岗的地位，使他成为地方问题方面公认的权威。
阎红彦提出：“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高岗成为各中央局书记中唯一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人，尽管是六位副主席中的最末一位，究其一生，可谓是其政治生命中的“辉煌”顶点，同时也是“终点”。
虽然高岗的职务一路攀升，但对于他的“品质恶劣，不可信赖”，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1942年的一天，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找阎红彦，要求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人之一。阎红彦说：“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支队成立时，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者。” 阎 红 彦
当年高岗在临镇战斗中，离开了部队，后来又回到部队。任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和组织上都认为高岗是临阵逃脱，决定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
1945年阎红彦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会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同志反映，遭到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阎红彦仍不屈服，上书中央陈情：“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请中央记录在案备查。”事后还主动向高岗本人说明此事。
直到1955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央调阅了阎红彦1945年反映高岗的几条意见的书面材料，并调他进京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主持会议的彭德怀的肯定和表扬。1958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
饶漱石的革命生涯
饶漱石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钟岭(后为临川区)。1922年秋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大”是中共早期创办的著名干部学校之一，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摇篮”。
从1924年起，饶漱石逐渐接触工人运动，积极参加李立三、邓中夏、项英领导的“工友俱乐部”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饶漱石与刘少奇一道组织并参加了上海群众的大规模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由于饶漱石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敏捷，上级党组织对他比较重视，次年(1925年)饶漱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清党”后，新桂系军阀白崇禧派兵查封上海大学。1928年前后，饶漱石离开上海，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
不久，饶漱石被送往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重点培养。
在莫斯科，饶漱石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和锻炼，还被指派到西欧、东欧等地开展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工作。
1929年初，饶漱石从苏联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与唐宏经等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大罢工。领导过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刘少奇。刘少奇当选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后，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之一。这使饶漱石深感不安，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少奇的所谓“问题”。不久，刘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无法“代理”的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由此，饶漱石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隔阂。
1930年至1931年，饶漱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一年，1932年初出狱后调上海做工会工作。此时，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这使饶漱石暗暗切齿，他曾对亲信不满地说过：“刘少奇就是跟我过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要掺乎；我改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饶漱石多次向中央组织部长康生打“小报告”：“刘少奇是个可疑分子。1929年8月10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他同志却莫名其妙地被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
抗战爆发后，饶漱石到了延安。1939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新四军政委)、曾山一道领导东南局工作。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饶”，让他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
饶漱石到东南局后，很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有了分歧。项英在新四军内部威望很高，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老资格的工运领袖。项英强调皖南有其特殊性，反对把华北的经验照搬到皖南来，饶漱石与他发生争执，两人争论了四五个小时。此后，项英对人说：“他是抗战以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他对中国情形不懂得。”项英不让饶漱石参加有关会议。关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东南局副书记曾山说过：“项英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以一个电报叫他滚蛋……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山曾准备向中央汇报他与项英之间的分歧，电报未发完，项英发现有问题，就把译电员撤了，后来曾山要求去参加党的七大的电报也发不出去。中央后来要求项英把皖南所有的情况知会饶漱石，批示增补饶漱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依然我行我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在这危急关头召开的军部会议却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漱石气愤之极，冲到会场质问主持人：“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
但是，饶漱石正式取代项英后仍感不满足。14日，当他得知项英、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却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可以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结果，事情的发展正中饶漱石的下怀：因项英、袁国平“遇害”，叶挺下山被扣，他一下子身兼数职——中共中央东南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后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华中地区检查工作时，饶漱石又向周恩来打小报告：“新四军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之后，刘少奇就轻敌了，他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等，就是不抓备战。当日寇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时，刘少奇吓得丢下军队，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陈毅去指挥作战。……刘少奇的地主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不满，他每天吃特灶，不管谁给他送礼他都敢要，家里藏满了罐头、干鱼、烤香肠之类的东西。听说延安生活极端艰苦，但在我们这里他就像在天堂上一样，不仅对同志们没有感情，就是对他的老婆也是又打又骂。总之，刘少奇是小人！小人！”
和饶漱石的小鸡肚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实事求是地向周恩来指出饶漱石的长处：“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
1942年3月，饶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调回中央的刘少奇，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临行前，刘少奇特地召集华中局、军分会的几位领导当面交代：“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了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漱石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
对此，饶漱石深为不满，对刘少奇的积怨进一步加深。这就为后来高、饶合作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埋下了伏笔。
饶漱石给康生打的小报告所揭露的事情，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罪证”之一。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和相信陈毅的。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黄花塘事件”没有公开化，但他却像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饶漱石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艾丁说饶是“伪君子”，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形容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而在小组讨论时，潘汉年曾就饶的缺点尖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饶“欺人、弄权、虚伪”，不宜担任中央委员。
寡言笑少交往的饶漱石，被人认为“心胸狭窄，权欲很重”，“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杨尚昆领教过他的嘴脸。1928年杨尚昆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时，饶漱石在他手下工作多年，杨尚昆一直呼他为“小饶”，饶对杨恭敬有加。十多年过后，两人于1946年在延安再度见面，饶漱石已贵为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杨尚昆仍叫他“小饶”，饶漱石像没有听见似地擦肩而过。杨尚昆追上去改口叫：“饶政委！”饶漱石这才停住脚步，故作亲切地说：“是你呀，小杨。”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他正式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和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陈毅相提并论。
1947年春，山东、华中解放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共同组成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委，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万人。由山东军区政委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1948年，国共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张震等一道研究对策，由粟裕综合大家意见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小淮海)的主张并被中央军委采纳。1948年8月，饶漱石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制订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考虑发动渡江战役，并决定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饶漱石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按照当时的惯例，各大军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饶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呈报中央：鉴于陈毅同志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
(注： 欢迎广大网友提供意见，若有意见不便公开说，也可与我联系。联系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