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所第3季度宏观经济报告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 张弛

　　4 关于汇率问题

　　在今年第1季度的宏观分析中，我们回顾了中美关于汇率问题的争议，明确指出，随着美国政府推迟决定是否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人们繃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台前的争吵暂时让位于幕后的交易。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争论还会再起”。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最近，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再次对人民币施压。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一时间，汇率争议又热闹起来。

　　美国人非常清楚，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在人民币汇率，而人民币汇率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就业问题，但美国人也非常现实，通过打汇率牌可以提高其他方面向中国的要价，中国人的被动也给了美国人以口实，而且这种做法往往可以取得成功。6月19日汇改重启以来，到9月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到0.5%，美国政府认为太慢，9月份升值加快，达到1.5%，美国人又认为是施压成功的标志。因此，在汇率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主动应对，以便尽快摆脱被动局面。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外汇市场风声鹤唳。根源在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两极分化，其货币政策也相背而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依旧疲软，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复苏强劲。据IMF最近预测，今明两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7%和2.2%，而新兴经济体则高达7.1%和6.4%。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欧盟、日本都在考虑或者已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继续注入流动性，这必然压低这些国家的本币汇率，而印度、巴西和中国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都先后提高了利率，而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需求，以保持经济复苏，也都追求弱势本币。今年下半年以来，韩国、印度、巴西、智利央行先后干预外汇市场，抑制本币升值，最近，日本和新加坡央行也参加进来。一时间，“汇率战争”和“货币战争”的声浪聚起。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今年上半年又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增长也比较强劲，前三个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06亿美元。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政策更应当主动应对，有效地实施以我为主、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1.9点，速度有所加快，实际升值并不多。人民币升值不应考虑美国人的要求和压力，而应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进行权衡，服从于国内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需要，就是兼顾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从我出发，而不是考虑某些外国的需要。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考虑在美元走贬时，人民币不跟着贬值或者以较小的幅度贬值，美元升值时，人民币也一同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真正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在已经宣布的浮动区间之内，让其真正浮动起来。

　　5 关于宏观税负问题

　　最近，国外一家杂志发表了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中国的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欧洲某国。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上发表文章，一方面批评该指数的计算有违科学，有失公允，另一方面明确表示，目前中国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合理地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税负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认为，肖局长对痛苦指数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该指数确定的税（费）种类有6个，包括公司和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险金、销售税、财产税。这6种税（费）涵盖了收益所得、货物劳务和财产类税收，在各国税制安排上具有普遍性。但是，该指数的评价方法是将其法定最高税率相加后进行比较。这就犯了几个明显的错误，一是税率不等于税负，二是法定最高税率也不等于实际税率，三是把不同的税率相加只是小学生的算术，没有任何意义。根据这种方法所做的评价是不可置信的。

　  然而，肖局长关于中国宏观税负不高，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间，这一观点则值得讨论。首先，宏观税负有广侠二义，侠义的宏观税负仅指税收总额或者一般预算收入及其占GDP的比例，而广义的宏观税负是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及其占比，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的标准，则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五个方面。2009年，预算收入总额68476.9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0.42%，并不算高。但是，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却并不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提供的数据，从1998－2009年，中国全口径的政府收入从1.73万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4%提高到32.2%，上升了大约12个百分点。高于韩国2007年30.8%的水平。应当指出的是，这是可以统计上来的数字，统计不上来的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占GDP近1/3的政府收入和宏观税负还不高，多少才算高呢？除此而外，大量国有企业的盈利也应构成政府收入，如果加上这一部分，政府收入的比重就达到一半左右。

　　肖局长认为，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因此要逐步提高宏观税负。首先，公共支出的增长中有必要的，也有不必要的。我们在维稳上花了多少钱，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社保费用，其中很多是不必要的。难道给中小学和幼儿园派两个警察就能解决学生的安全问题吗？其次，在现行的公共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数量很大，增长很快，因为遭到批评，现在不单独列示，但各级政府部门的排场、浪费相当惊人。再次，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虽然不一定在公共支出中列支，但很多构成公共支出的内容。最后，最需要增加的公共支出，如基础教育、社会事业等，往往增加得很慢很少。要知道，政府有着自我膨胀的偏好，公共支出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制衡的体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