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 章
计划生育
当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候，当几十年过去，我们都步入老年的时候，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二十世纪下半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在经济领域，前十年从连年战争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疲惫不堪的躯体中逐渐恢复元气到崩溃，接着十年停滞不前，后二十年即邓时代，沿海省份、城市及内地部分地区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政策优惠，国内、外资金、技术投入，内地及偏远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廉价劳动力输出，以及中国人压抑了数十年创造力的爆发，使得沿海地区、大城市在经济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领域，从独裁到集权，从个人专制过渡到一党专制，这不能不算是进步，只是这样的进步不足挂牙，贻笑大方。在人权领域，人权也随着经济发展，统治方式改变而有所改善，然而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会为半个世纪中国人权状况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五十年中国出现了三个人权遭受普遍践踏的恐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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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及大跃进、文革、计划生育
第一个时期是五十年代末反右、大跃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六十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第三个时期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其高峰期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现在大多数人并不赞同把计划生育与反右、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其原因并非人们认为那样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只是目的的差别、结果的差别。人们一贯的想法：只要取得好结果，无论用什么手段去获取都是善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原谅的，也即“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并且，现在人们还不能象后人评价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比较客观地评价计划生育。
正当反右时，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划成右派，农民们也不恐慌；大跃进时城里人还有饭吃，人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农民饿死；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人悲哀，当时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整一个，一个斗一个、一个打一个挺有乐趣。近看老虎它有许多美丽花斑，后退几步看，它是一个整体，这时你就会觉得它可怕；隔岸观火，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处大火，这时才知道火的猛烈；当我们站在高处往下看，或是几十年后人们翘首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农村发生拉牛拉马或是抄家等等现象是“多么恐怖”！
反右、文革无论其手段还是目的都是极其邪恶的，这两个时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焚书坑儒”。把中国数以十万计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拉去游斗有的关进监狱，有的被折磨至死，有的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去就是十几二十年。几年后，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战友们一个一个被打倒，然后在老百姓中间制造对立，制造敌人，相互械斗，相互残杀，和平时期毫无目的地打内战。被贴上地、富、反、坏、右标签的人们大会小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游街，无产阶级们斗了他们二十多年。红卫兵抄家就象翻垃圾桶一样自由，读书不用考试，上大学只要你是贫下中农，文物全是古董，是非颠来倒去，旧世界的一切全被砸烂……大跃进时期，没有目的，没有人想要人饿死，可结果一个村子饿死上百人，全中国饿死的农民数以千万计。
这些时代劫难背后的原因，人们可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也许是个人独裁的结果，也许是一党专制的结果，也许是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乌托邦思想，也许本想实现共产主义而因违反人性、违反真理而误入人间地狱，也许几十年的经验总结，要搞跨一个人或一群人就要通过阶级斗争，也许是想在台上看下面在角斗，还有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在那些年代，中国统治者们和她的人民所表现许许多多的荒谬绝伦的行动和想法，不知道弗洛伊德后继者们——精神分析医生是否还有别的什么解释。
计划生育时期与上两个时期即反右、文革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统治者、某个集团或某个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活着的人和将要出生的人的利益。计划生育的目的在中国已得到人们认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计划生育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是最有效的方法。计划生育不是短期的，也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以来，已有二十年，它不会因领导人更迭，不会因政治体制改变而停止，它是基本国策，它应该也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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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儿防老
人类常常为先人遗留下来或是自己创造的思想观念所累，尽管这些思想观念全由心而生，是无中生有。要改变一个人对是与非、善与恶、苦与乐等等的判断也即其价值观，或者说是一个人的信念，一个人一贯的想法，靠说服教育，靠强制手段都很难取得效果。我们常把一些一贯的想法称之为陈旧观念，越是落后地方，这些观念越是顽固，有时近乎宗教式信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先人们在无聊的时候自创出来的，然后不断地灌输给老百姓，以致于数个世纪以来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且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也为此所累。现时代更累，因为它与人们普遍赞同的基本国策常常相冲突。
在西方，人们不太计较养自己的孩子还是养别人的孩子，更不在乎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中国的城市，人们不太在乎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可他们很在乎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在农村，不仅孩子要是自己亲生，并且非要有一个儿子不可，有时有了一个还想再要一个，以防不测。知识是你的财富，金钱是你的财富，对于农民来说，孩子也是他们的财富。有了钱财，没有子女，寨里邻里会说：“有了钱又怎么样，死了以后有谁来吃”？有了钱而没有儿子，“连个点香火都没有，他家到这一代就绝了”，他们已接受了先人留下的荒唐的价值观。当面或背后的议论使他们在邻里寨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无论如何要生个儿子，许多基层干部为了要儿子宁愿丢掉工作回家种地。
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想体现其价值大多只是在那个圈子、那个层次相互攀比，你也许认为那种想法很荒唐，他们却坚守不移。要改变人们固有的陈腐的思想观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社会潮流变化，或者说社会总价值观趋势的变化，也就是通过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来实现。
农民们想要儿子，除了思想观念，还有经济上原因，他们要“养儿防老”，大多数农村人习惯是‘女大当嫁’，老年人大多要靠儿子赡养。城里人老了以后有退休工资，有养老金，或者有积蓄，他们不需要儿女赡养，而许许多多农民本来就很穷，干了几十年苦力活，仅仅吃饱饭而已，哪有什么积蓄，老了不靠儿子靠谁吃。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老人们会有一些积蓄或是儿女都到外地工作留下他们的田地，只租给别人耕种也够老人吃穿，老人们就不必依靠其子女生活。城里人怕打扰，农村人却怕孤独，老人们不一定同儿女住在一家，但总希望他们在身边，也许女儿比儿子更爱父母，但儿子更爱回家看他们老年的父母，他们自知有责任。
为了使农民们降低“非要儿子不可”的欲望，一是要改变其思想观念，二是要让其老年时生活有保障，即不仅要消除落后，更要消除贫穷。
我们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让农民自愿接受计划生育的程度。越生越穷，越穷越想生，政府不得不控制生育，每对夫妇只准生两胎，不能保证有一个儿子，即使有些地方在计划生育刚开始执行的那几年允许生三胎，也不能保证一定生儿子，冲突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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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措施
计划生育不能多生，从目的来讲，政府没有错，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 “不采取这样的手段，你还有高招吗”？“我有高招，并且效果会更好，只是你们‘代价太大了，我们不干’，‘将就将就，抓多少算多少’，‘天要塌也好，地要陷也好，我们的社会根基绝不能动摇’”，“我说嘛，你们肯定不愿意，‘师出无名’那些事你们都常常强制，更不用说有了‘计划生育’这么崇高的目标”。
你的门破破烂烂，过路人谁经得起诱惑，一旦犯事，只有强制、只有惩罚；可要是你舍得花钱安装防盗门，没有人进去，还用得着强制、惩罚吗？要是我们的时代公平，要是我们的政府值得信任，农民与政府少一些对立，要是能让农民老有所依【农村也有养老保险之类】，要是计划生育工作不是时紧时松，防患于未然……我们不一定非要采取‘强制措施’。火烧眉毛，不用火扑灭当然不行，要是我们早预防，哪儿来的火，哪儿用得着扑灭。
“强制措施”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引起，而是在我们时代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样的手段较为有效；不用强制手段，不是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而是要让我们社会有所改变。近二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经验说明我们还有一些更温和、更灵活的方法，只是因为我们社会偏离了人性，我们时代正在从野蛮逐渐进化到文明的进程中，奉行的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都是好猫”原则，以致于发生了数不尽的本不该发生的事件。
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中国人所采取针对‘超生’或可能‘超生’的农民所采用的手段使人不免想起反右、文革那样的‘国家恐怖’。区分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等二元论常会使我们陷入困境，可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好象文明倒退了几个世纪，好象我们是生活在蛮荒时代。人们并非都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事件，这不是因为人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因这场既显得旷日持久其实又很短暂几乎涉及到中国每个村寨的运动所引发的种种现象很少在城市里发生【犹如城里人不太相信‘大跃进’时中国农民饿死上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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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生育，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堕胎、上环、结扎（绝育手术）、罚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宣传阶段，积极响应政策的是党员、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那时计划生育对象大多是已有好几个孩子的中年人，他们本已不想要孩子，堕胎、上环、结扎大多也是自愿或是半自愿。由于六十年代开始的生育高峰期，那时出生的人到了八十年代恰好成为计划生育对象，人数猛增，并且年轻人常常外出打工，人口流动大，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计划生育政策更严，强制措施普遍使用，计划生育工作队做法更为狠毒。有一些农民对上环、结扎、堕胎感到恐惧，更多农民是想生个儿子。
政府执行计划生育，先通知对象动手术，这一招不一定奏效，于是组成计划生育工作队下村下寨去抓。要是计划生育对象得到通知就自觉去动手术，也许可避免许多事情发生，可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想逃避，有时是工作队做法不公平，抓一个不抓一个，农民们不是抵抗就外出躲避，当然抵抗的只是对象父母或者兄弟们。因为抵抗或者抓不到对象，工作队就抓鸡抓鸭、拉牛拉马、破坏农具、破坏房屋等等，以此泄气或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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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我到某地下乡半年，其中有一个多月工作是抓计划生育，所见所闻即是计划生育工作队最常见的一些做法。因有专区、县级社教工作队（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参与，做法相同只是其手段要比平常温和得多，农民们说：“要不是你们来，他们（指乡政府）的手段比这狠十倍”。
官愈大，做起坏事来损害愈大，可不会遭到人们憎恨，因为老百姓只够资格憎恨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人——直接执行者；对于政策制订者、怂恿者、下命令者，他们不敢恨，百姓身份不够格。乡镇干部两头受气，不完成任务要丢饭碗，为保住饭碗而不择手段遭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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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政府和社教工作队分成两帮人马，一队由代理乡长带领【代理乡长因超生被开除公职，因他有才干又被聘用】；我们那个队由副乡长带领，共13人，专区工作队有武警上尉和我，县工作队有县人大主任、公安局政委及几个年轻小伙。
天刚亮就起床，有些还来不及吃早餐即刻上路，到距乡政府五、六里路的长田埂村抓计划生育。13人有4把手枪，因雨天路滑，每人拿一根拐杖——打狗棒，有些队员的‘打狗棒’一头套上铁尖，就象标枪。那时的口号：“一环二扎三扎罚”——即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既结扎又罚款，罚款没有定数，能罚多少就罚多少。
村民们对计划生育政策都清楚，乡镇机关工作本来就很不规范，许多时候并没预先通知，能自觉到乡或县卫生院做手术的不多。上环对象有些已去，没去的一般也不管，因为她们还有再生一胎的权利，我们去主要是把结扎对象带到乡卫生院做手术。
工作队进村，对象们早就跑了，那时气候还很冷，田地里没有多少农活，不是对象的村民也已外出，以免工作队东问西问。去了好几家都没人在，邻居们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有些工作队员耐不住，就用拐杖乱敲乱打，把房上的瓦捅下来，有一家人有老头在家，他走出来吼：“这房子是我的，不是我儿子的，你们为什么乱捅瓦”？
几个工作队员围上去，威胁要把他捆到乡政府，老头屈服了，答应等他儿子回来就叫儿子去动手术。
计划生育故事我听了很多，这是第一次亲身体验，看到工作队员围上去要动手那种架势，我很紧张，只好站在远处隔岸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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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茅草房左边是老人住，右边是她儿子一家住，那一间房看起来就象几年没人烟的山上木棚，檩子、柱头都已腐朽，屋内什么都没有，一位队员用拐杖捅了一下，腐烂的茅草掉落一大堆，他赶忙退出来，唯恐那房子也跨掉。
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妈子说她就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儿媳带着孙女，两、三年前外出从没回来，不知道去了哪地方，肯定是“超生游去队”了。农村有许多年轻夫妇，为了要儿子宁愿不要家，回老家又怕被抓动手术，有些到外地亲戚家躲避，生了儿子再回来，有些则长年在外，带着孩子过着逃犯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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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十多分钟，到另一家，“他没在家，不知上哪儿去了”。东跑西颠一早上，一无所获，只是因有县领导在场，年轻小伙们不敢乱来，但他们按捺不住，到地里抓鸡。有一只母鸡正在孵蛋也被抓来，那位四十多岁妇女上前去抢，几个年轻人威胁她，她只是哀求：“那是我家的鸡，不是我儿子的，我要等它下蛋卖钱买盐巴”，“求求你们还给我吧”。我笑着劝他们：“还她算了，人家等鸡下蛋换钱买盐巴呢”，几个小伙瞪我一眼，把鸡脚绑好，挂在拐杖上，一路上扛着。
那情景使我想起电影里日本兵进村扫荡，把抢来的鸡挂在刺刀上大摇大摆返回城堡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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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十一点过，总算没扑空，大家松了一口气，对象在家等着。他说：“有五个呢，我动了两次手术，也不想要了，但还是生，没办法，你们不来我自己也要去的”。大家不放心，叫我留下来带他到医院动手术。
他那儿还有几个人，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有六个孩子，三个儿子，大的三个念书还没回家”，他指着站在我们旁边的五个小孩说：“有一个是我兄弟家的”，算起来他应该有七个孩子。
他已动过绝育手术可能是实话，在农村动过手术又再生孩子并不少见，也许是医生技术失误造成，更多则是对象还想要孩子或者担心动结扎手术会给身体造成不良后果，花几百块钱动‘假手术’。
虽然中国法制建设较为令人满意，但法制并未得到严格实施，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腐败。计划生育时紧时松，运动来时大家就去避风头，运动一过，他们又生。在农村有七个孩子只是极个别，不过到九十年代初动绝育手术的人已有四、五个孩子不算少，从政策上看完美无缺，实际情形却漏洞百出。
每当看到或听到计划生育工作队的过火行为我感到气愤，可是看到农民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一大帮小孩吃不象吃，穿不象穿，他们不仅自已受罪，还给社会带来负担，活该他们受罪，活该被拉牛拉马。
从消耗社会资源角度，城里一个孩子的消费是农村孩子消费的几倍以上，他们消耗社会财富比农村孩子大得多，但是他们负担得起；从普通百姓角度出发，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少生肯定比多生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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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队后，那帮人一个对象也没捉到。另一组也抓到鸡，当时他们不敢杀，怕我们队长（专区政法委书记）批评，队长和人大主任不知去了哪儿，大家把鸡杀掉吃了个饱。
我本来是因组织师生罢课（被称为学潮）而抽调下乡，处理决定还未下文，也就是带着“帽子”下乡。那天表现不佳，被人告给队长，队长说：“小韦啊！你就是爱管闲事，以后你给我在乡政府好好呆着，不准下去了”。我很少下村，只是有时觉得无聊，偶尔同他们下去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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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村，还没问对象是否在家，工作队就先把瓦捅下来，八九不离十，对象们一般也不在家。捅了一家又去找另一家，当时我听到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几个年轻姑娘和上了年纪的妇女好象对我们说：“下面那家有人在外面工作，你们不敢去，别的人家你们就乱搞”。任何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们及其亲朋好友总会得到优待。计划生育工作队去翻箱倒柜、掀屋拆瓦等等过火行为针对的几乎也是无权无势，没有靠山没有后台，自己又没本事的农民。
C县某学生家长是一小干部，老大老二都已初中毕业录取中师中专，那时他第七个女儿刚出生不久，“这辈子命不带，虽然再要一个我也有本事不丢工作，只是生得太累了，没有儿子也不要了”。后来我到B县工作，该县某局长生了八个女儿，超生无数个，他再要第九胎，是儿子，局长的宝座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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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副乡长一队拉来一头猪，不敢杀，折价卖掉，把卖得的钱拿去买猪肉吃了两顿。有几次他们把牛拉来，有些被赎回，有些被卖掉，那钱大家不敢吃，交给乡政府入账。那一个多月我们吃了十几次鸡肉、鸭肉、腊肉、猪肉，尽管是白吃，‘滋味’却不好消受，不仅我无功不想受禄，更主要是我们通过那种方式吃人家鸡鸭，心里不踏实，有些愧疚——那是穷人的鸡鸭。拿来那些东西不知是罚款、没收还是抢掠，三年后我与阿由、潘关在一起时，我不由自主地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件连在一起。
阿由同村里的九个小伙假称计划生育工作队到一荒山承包户那儿强要20只鸡，一个星期后又到另一家以同样的方式强要了16只鸡，有些拿去换酒，剩下的杀光吃光，他们是解放前所称的土匪，阿由被判10年，有8年有7年，有五个已逃到外地，要是全部归案，他们总刑期要有70年以上【吃一只鸡坐两年牢】。潘与另外四人偷猪，被主人发现即用匕首逼，拉来一头猪，12只鸡，一个判9年，三个各判8年，一人外逃。————造成后果相同，目的、性质不同，其结局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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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接近尾声，我又同他们下去一次。我们七、八个人到一对象家，她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刚修两间平房。平房是农村富裕的标志，可是看屋子里的家当，这一家人也只有一个空外壳。念五年级的大女儿看到工作队进屋，马上去求饶：“求你们不要打我家的东西，我马上去叫我妈回来”，“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这时候只要不砸她家东西，要她下跪或要她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拒绝。女孩求饶声有些凄惨，我心里一阵阵酸楚，可我又不能阻止他们，即使能阻止，也不过是把铺天盖地的蝗虫打下来一、两只而已。
女孩哀求声不停，没能阻止进屋的小伙们乒乒乓乓乱敲乱砸乱砍，女孩从地里冲下山去把她母亲叫回。半小时来回，县工作队和乡里几个小伙已把她家的锅、碗砸烂一部分，翻箱倒柜，拿她家菜刀砍桌子、砍门、砍平房顶上还未干透的水泥板，又把门前一棵老杉树东砍西砍砍了几十刀。那妇女赶回来看到屋里一片狼籍，只轻轻地说了几句：“我已有儿子，干嘛不动手术呢，只是这段时间太忙没去，你们就把我家搞成这个样子”。她没哭，我觉得很难过，她们太可怜。
把母女带回乡政府的一路上我曾几次想上前去安慰她几句，以表明我并非坏人，但没有勇气，又怕激怒其他队员，违反纪律。虽然我一直是旁观者，可做那一切的是我的同事们，见死不救，我应受到遣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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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高峰期暂告一段落，全部交由乡政府自行处理，上尉和我被分到前进村搞清查工作。上尉很少在乡政府，我一个人下去，每次来回到丫口时，映入眼帘就是那幢距大路只有20米的瓦房：瓦房有三间，右边一间屋上的瓦几乎全部被掀下来，檩条、椽皮在整个夏季一直全裸在风吹雨淋中。
老人说：“我儿子半年前两口子出去找活路做没回来，他们只有一个小孩，没有超生，工作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来就去翻箱子，有人上屋顶去掀瓦，有几个人到圈里去拉猪；今年喂不起猪了，没钱买猪仔”。老人家的那头猪就是前面提到“拿去卖掉换钱买猪肉吃了两顿”的那头猪，因为儿子生了一胎还不去上环，拉猪掀瓦就是惩罚。
那一次县工作队几个小伙还从他女儿——对象妹妹的箱子里翻去6双鞋垫，手工打的鞋垫要花很多时间，到了乡政府你一双我一双分光了。“拿去了我再打就是了，没什么”。
当我第二次去他们家时，那姑娘正帮着父母拉风箱烧土罐，两个老人都在忙，我不好意思打搅，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社教工作结束，没有为他们做些什么，在做那些本不该做的事情当中，反而有好几次我也在场，真造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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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染色体相结合’那一瞬间规定为生命的开始，则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不能堕胎，正如西方某些国家以及某些宗教规定那样；要是我们把生命的开端仅仅理解为‘出生’，即胎儿与母体脱离那一时刻，堕胎就不应该有法律或道德上的障碍。
在中国， “生”一般只是指‘出生’， 堕胎应该是自由的，只是有时会受到来自家庭成员阻力。要是中国不准堕胎，肯定会有很多麻烦，一是计划生育上麻烦即社会问题，二是抚养孩子的麻烦即家庭问题。中国人使用避孕药具只有十多年，在农村，已婚夫妇采取避孕措施通常是上环和结扎【响应政府政策或被强制】；而年轻人很少使用避孕药具，未婚怀孕后，要么没到婚龄就草率结婚，要么就只有堕胎【通常是自愿】。如果因上环、结扎手术失误怀孕或通过取环、逃避上环、结扎手术而怀孕，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育二胎】就只有强制堕胎
※ A县计划生育辅导站宣传栏玻璃窗被打碎那段时间我还在A县任教，碎玻璃窗“展览”了一个多月。某计划生育对象其丈夫没在家时，妻子被带到县计划生育辅导站强制堕胎，丈夫回来后立即赶往县城，妻子正在动手术，他没说什么，也没打算要与政策对抗，胎儿打出来，是个男孩，他控制不住，哭天抢地，冲出来把计划生育政策宣传栏所有玻璃窗砸烂。
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不连贯，时紧时松，计划生育又很容易得罪本乡本土的亲戚朋友熟人，因此，上级不抓紧，下级就放松，有些农民趁机生孩子或不去动手术，政府被激怒，就搞“严打”，就搞“运动”，组织大帮人马下村下寨抓‘对象’。
※ 某地一位身体比较胖的年轻姑娘被工作队碰上，不容分说，被拉到医院准备动手术，到医院才知道她还是处女；某镇有一位女中学生也被误认为怀孕，工作队抓她，“你们不要抓我，我是姑娘！我是姑娘”！工作队误以为她生的是女儿，抓到医院后才放回来。湖南同事说：“我们那地方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一个还没结过婚的姑娘，因为长得太胖，被工作队抓去后受惊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她有一些反抗，医生们还是给她打针，后来才知道她并非怀孕”。无论是法律上‘严打’还是计划生育‘严打’，都会有诸多怪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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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层警力不足，政府组建“联防队”，联防队不属国家工作人员，而是聘用一些转业军人和地方一些年轻人组成。这些人大多没受到正规学校教育，他们薪水只有一般警员不到一半或三分之一，不过他们有‘自筹工资’的默许，于是抓赌、罚款最积极，只要有人有把柄让他们抓住，侮辱打骂免不了，毒打是他们通常的惩罚方式之一。
基层政府为了抓计划生育，他们也组建工作队，除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又从当地乡镇上或村寨里聘用一些心狠手辣的中青年人组成，还有联防队，“工作队员”们干这工作很刺激，有机会渲泄人性的攻击性、破坏性本能。
计划生育对象们不会自觉【即使张榜通知】去上环、结扎，工作队只好去“请”去“抓”，————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时代的文明程度，我们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政府惯用的手法，以及对人权的忽视，决定了使用‘请’或‘抓’的方法是较为有效的方法。
人性究意是善还是恶？只要我们去区分善恶，人们就会因善恶而争论不休，我们可以不管哲学上如何争吵，只用常人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世界。
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表现，有些表现被认为是‘善’，有些表现被认为是‘恶’，人性并非都‘善’，人性并非都‘恶’，为了抑恶扬善，人类社会就不得不制订许多条条框框；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把门关好，即使有偷盗之心，也无偷盗之能力，更无偷盗之结果，社会平和，人人善类。我们时代也有一些框框套套，可是我们没有把门关好，或者视而不见，尤其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给他提供适当场合，适当气氛，怂恿他，鼓励他，人性中的‘恶’就会“原形毕露”。
要是某个老百姓做出某件荒唐事，那被认为是偶然发生；要是有政府作后台，有数不胜数的人做出某类荒唐事，那不是偶然，而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以下十个故事是在海滩上散步随意拾起的几粒泥沙，它是漫长海滩的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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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日 谈
１、我哥在距某镇四、五公里山坡上种地、植树。已有三个女孩，工作队每次下去就罚款，交一百两百都行，实在没钱，他们就抓鸡，想抓几只就抓几只，相安无事。后来生一个儿子，不等他们来，就自觉去动结扎——绝育手术。
那地方荒山较多，我哥与他们中一些人又相识，还没生儿子时管得不是很严。
２、堂兄是独子，有两个女孩还不去动手术，偶然撞上，工作队把他带走，半路跑掉，工作队回来把他家仅有的一头水牛拉走，他不要牛，到 B县亲戚家躲了一年，生了小儿子才回来动手术。
好些童年玩伴们情形相似，只是有的没有逃，有的第三胎也是女孩，只好作罢。
３、工作队走两个小时到一个“喀斯特地区”——岩石山的穷村，他们把对象带回镇医院做结扎手术，并令他把家里的全部腊肉取下放在背兜里背到镇上。因为对象没有钱交罚款，只好背腊肉来“送”。
４、一对年轻夫妇干农活回家，门外、菜地里、树丫上到处是布条。原来是小孩子的衣裤被撕碎到处乱挂乱扔，屋里乱七八糟，破碗、破锅碎片满地。他们已有两个孩子，本应该去做结扎手术，但没有去，工作队如此惩罚。
５、洪开与哥嫂已分家多年，他们还住在一幢房子里，哥嫂住一边，他与父母住一边。工作队来时他哥哥到山上干活——躲，工作队先到他哥嫂房间翻箱倒柜，又过来准备翻他这边的东西，他上前抗议：“这是我和我老爹老妈的东西，不准你们动”，工作队把绳子拿出来要捆他，他被邻居劝走。
等他回家时，屋里一片狼籍：
盛猪油的坛子被打破，老人的帐顶上、床上、柜子上、竹墙上、门上、地上到处沾有猪油，地上还有一根用来搅过猪油的木棒；老人的被子被丢到猪食锅里搅了几转，沾满猪食；几块腊肉被六、七个工作队员煮光，吃不完的腊肉全被倒在堂屋里，用脚踩过来踩过去，一片稀烂；锅和碗有的被砸烂，有的被倒扑在地上【这些地方只有老人过世时才能把碗倒扑在桌上】……。
想不出来的已经被做出来，有些变态了吧！！！
反右、文革对付那些被贴有“地、富、反、坏、右”标签的人时有许多荒谬的、变态的故事。那是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是个疯狂的时代，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都是清醒的，可还是有人做那荒谬事，有些人能从破坏中获得快感。
要是那天邻居不劝阻，洪开会因阻碍执行公务而被五花大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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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黄从A县到C县某镇承包荒山，工作队要罚“超生款”，他没钱，允诺过几天一定去借钱或是变卖别的东西才交，包括误工费等。工作队不依，去抓他家的鸡，他舍不得上前准备抢回来，若恼了工作队，一气之下他们把他反绑在棚子木柱上，工作队把鸡杀掉，煮好、吃好，又提了几只鸡回去。
他被捆在木柱上好几个小时，等他妻子回来才解开。因没有多少荒地可挖，得不到多少粮食，养鸡养猪又很不安全，工作队随时都可能来拉。对付这些外地来的‘荒山承包户’【有些也是为了逃避当地计划生育而来】，工作队更凶狠。没多久，实在呆不下去了，黄又搬回老家，他们那儿更穷。
７、B县江边某镇，年近七十的老志愿军他的一生除了其长辈们去世时按风俗要下跪外，也许没有其它例外，即使在朝鲜战场上要是被美军俘虏，他也一定宁死不屈，可是闯过大江大海却在阴沟里翻船。
他的儿子是计划生育对象，工作队来抓他儿子去动手术，因为生下两个都是女孩，夫妇俩都已到外地去躲。工作队要抄家，已分居的老人的家也要抄，“你儿子躲，你也有责任”。工作队蛮干，老人也想蛮干，几个工作队员拥上来把老人按跪在地上，要他认错，他一直没开口，“要不是你是老志愿军，不把你捆到镇政府才怪呢”。
８、‘324’国道线附近的冗洪村某村民，当工作队到他家来罚“超生款”时他没钱交，工作队就到牛圈里把他家唯一的耕牛拉出来，他冲上前用镰刀砍，拉牛的工作队员手上被砍了一个小口子。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赶集日被捆绑游街【比用刀‘划’工商人员一小印子就被处死刑的四川补鞋匠陶沙江要幸运一万倍——上部第五章】。
９、距该乡不远的某镇某村，有一超生对象卧病在床，镇领导率领工作队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罚他的款，他说没钱，请求工作队允许他到亲戚家去借，工作队怕他跑，他说：“你们派人跟我去行不行”？也许是村民们围过来为他说情激怒了那位领导，也许是这么多人聚集，领导以为农民们要造反，他悄悄叫人到附近的乡政府办事处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没几时所长赶到。
所长上去就是一顿拳脚，“对象”瘫软在地上，所长也不放过，把他捆绑后在背上插上锄头、镰刀，准备拉到镇政府。
该村妇女干部愤愤地说：“你们这些领导天天叫我们下来给群众做教育，要我们动员他们动手术，他们都去了，他家也做了结扎手术”，“为了超生款，你们连病人都不放过，你们这样做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们了”。也许是看在上了年纪的妇女干部面上，也许是此时找到了下台阶，他们给松绑。
那位领导升了官，所长也调进城里。官是人民公仆，官与民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既然得到升官，应该能说明你为人民做了“好事”，至少也没做坏事，果真如此？
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官不是民选的官而只是上级委派的官，官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政府功能大多是管理功能而非服务功能，中国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导致的结果常常出现老百姓越恨或越不喜欢的人越容易得到提升。
１０、罗是学物理的，比我高两届，他曾在某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改行以后青云直上，在A县他是未来县长候选人。
大约就在我被关进牢房那一段时间，他下乡抓计划生育，他们要把没做结扎手术的对象抓去做手术。到了一对象家，人没在，过去不远处有人在跑，他以为是计划生育对象想逃跑，一枪打过去就把那人给打死了。
那位农民不是计划生育对象，罗‘过失杀人’被判七年，他的仕途生涯到此为止，可别人却丢了一条命。
生与死被认为是突变，而致伤致残只被认为是渐变，只要不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旦被打死，惩罚免不了啰！倘若那一枪只是致伤致残，要不了多久，他会当上县长的，遗憾那一枪打得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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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掉
98年，前一章提到乱收土地征用费的那位副乡长去抓计划生育，对象是从邻近专区来承包荒山的两家白族——【苗族的分支】农民。副乡长要罚超生款，他们没有钱，准备变卖粮食才交，副乡长连问几次“交不交？再不交我把房子烧掉”，大家以为他只是威胁而已，他却把两家男人叫来：“把你们的东西都搬出来，我要烧房子”，当主人拒绝搬东西时【怎么能把那些玉米都搬完，又能搬到哪儿呢？】，熊熊大火吞没了一切，木棚烧掉了，里面的一切烧掉了，两家人毁于大火的差不多有三万斤玉米。
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是反抗？是哭泣？主人只有抱着不远处的大树痛哭，他们来此地时一无所有，也没带上什么东西回去，除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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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 火—— 撤职
98年末，某镇沿江一带所发生的更令人恐惧，被拉鸡拉狗、被掀屋烧房不是一、两家而是一整片。
将在《附录》中要提到的杨×又去C县某镇沿江一带造林——栽桉树，他借用该镇原国营林场——伐木场【被划入林场的树木砍完，随之倒闭】名义与某紫胶厂合营。林场和紫胶厂都隶属于专区级政府管辖，林场只是个伐木场，从五十年末建立以来，三十多年时间把该镇的原始森林全部砍光，可很少造林，并且砍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土地划归林场。听说国家准备拨款搞“珠江防护林工程”，以及龙滩电站、平班电站即将淹没沿江一带大片地区，杨×看到将会得到大笔贷款及巨大淹没补偿，因此，就强行把沿江一带荒地全划归他们的“造林项目”。
当地镇政府得不到利益，几个村组又失去数万亩荒地，农民们也得不到贷款造林，将来土地淹没赔偿他们也没有份。一个小镇政府要对付“专区林场”、紫胶厂以及专区级大官——也是杰出人物，他们肯定自不量力，不过为了泄气，他们也有路子——抓计划生育。
林场林工有一部分是从外地来躲计划生育的农民，只要是计划生育对象，镇计划生育工作队就去抄家、拆房子、烧木棚，目的就是要把林工赶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林工把镇工作队拉鸡拉狗、砸碗砸盆、拆房子、烧木棚告知杨老板，他当时是专区政协副主席兼林业局长。
那几个镇领导累次阻碍他抢占土地，杨早就极度不满，现在“把柄在握，好好收拾收拾”，践踏人权的人反过来利用人权打击对手。杨带领政协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带着摄像机实地调查拍摄，带回专区播放，尽管大家都习以为常，可一旦有人要上纲上线，没人会阻挠。镇里三个头目即书记、镇长、人大主席全被降职调离。这不是正义，而是玩木偶的人用木偶作牺牲来打赢对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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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仗
人们都希望法律越严越好，可要是碰上官司，他就希望自己是个例外，希望能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同样，老百姓都支持搞计划生育，可如果他没有儿子，他就想方设法逃避做结扎手术。
一般来说，违抗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然而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些住在偏远落后、贫穷的村寨里，有时他们会结成一个整体与工作队对着干，用棍棒，用火药枪围攻或威胁工作队。工作队员叹气：“他们太落后，怎样宣传都不顶用，你有手枪，他们有火药枪，每一次都象是去打仗”；那些农民却愤愤不平：“工作队一来就抓鸡抓狗、砸碗砸盆、掀房子，有时还威胁要烧房子，打就打吧”。越是落后的地方，计划生育越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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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还 未 亮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全中国每个地方都在搞，所采取的强制措施都差不多，最普遍是捅房掀瓦、揪鸡揪鸭、拉牛拉马，偶尔有地方烧房、用推土机推房等等。
※ 和 平
二十年经验总结，方法上已有所改进，国际压力使中国各级政府对计划生育采取的强制措施有一些改变，农民们的思想观念也比以前更开明。世纪末一、两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为温和、较为人道，许多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大部分时间交由计划生育指导办公室，而不象以前那样组建工作队，效果较为明显。
湖南同事说：“我舅舅不去做结扎手术，他家的财产全被抄到乡政府，限期来做手术，否则折价变卖”；“我们那地方如果一人超生，父母、岳父、岳母甚至姊妹都要被罚款”。株连的目的是让其父母、姊妹们去规劝他，“不要因为你一人让我们大家受累，让大家受惩罚”。效果很好，尽管这种方法很残酷。
总之，这些方法与以前用破坏的方式使世界变为无序的方法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五十年来，我们错了改，改了又错，错了又改……周而复始，我们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其实不通过破坏性的方式我们也能把计划生育搞好。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大地上，无论纵向横向，那些超越常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究竟发生了多少？国家为了活着和将要出生的人的利益，必须搞计划生育，而农民们一是经济上原因，一是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原因，他们想要儿子，二十年的经历就是为了满足其想法的代价。虽然现状已改变了不少，但我们不能因此感到乐观，因为我们还在坚定不移地遵循“抓住耗子的都是好猫”，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人们的行为就会偏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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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声
99年1月，某县856号文件，重新确定超生款收费标准：77.1—80.10超生一个180元，80.10—91.10超生一个504元，91.10以后超生第一个1504元，超生第二个加罚1788元。【刑法132条即故意杀人案其追诉期是20年，该县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其追诉期比“杀人案”还长，并且刑法追究的是法律生效后的责任，而计划生育文件是追究文件制订前20年的责任。如果我们现在违法，20年后即公元2020年才制订一部法典：“你那时犯法，根据现在法律，你被处以一百万元罚款，你被判终身监禁”，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公元1999年还要追究毛刚去世时超生对象的罚款责任，这时有些超生的孩子都已长到20岁，有些或许已结婚成家，“二十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经过政府允许，他们要罚款，你已长大成人，自己去交”。收款人说要是这一次全部交清以后不再追问，如果不交也不勉强，但到了下一年就要交双倍以上罚款。为了能安居乐业，脱掉那顶帽子，东借西借，卖粮卖物，卖牛卖马，过年猪也卖掉了，“欠农民的好说，欠政府的痛苦得很”。
某小镇春节前一个星期，超生款共收近30万元。能够把钱交齐的人不多，本来就是乱收，交不齐也不一定非要追究不可，该镇交款的农户有500户以上。还有一些实在榨不出油来，拖一天算一天，反正什么东西都没有。至于下一年去收余款时又将发生些什么事情，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了。
故 事 仍 将 继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