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自首”求的是公开透明公正

杨于泽

    武汉市洪山区土库村拆迁“钉子户”童贻鸿20日一大早乘飞机抵京，他不是进京上访，而是到朝阳区双井派出所“自首”。因为武汉警方怀疑他从自家楼上掷砖头，“把一个人砸的昏迷不醒，在医院躺着快死了”，要求他协查。而他觉得自己掷砖头与案发隔了整整一天，其中有鬼。

    案件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童贻鸿不信任当地警方，怕他们循私枉法，这是可以肯定的。他千里迢迢跑到北京“自首”，想必不是想逃避责任、躲避制裁，而是希望讲明事实，求得公正处理。

    北京警方比武汉警方可信吗？这是可能的，武汉警方与案子当事人有可能存在某种利害牵连，而北京警方应该不会。但北京警方接待他“自首”，却不会赴武汉调查他的案子，最终只会将他交给武汉警方。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童贻鸿赴京“自首”其实是一个新闻策划，目的是让媒体把自己的案子报道出来，把自己置于社会关注的中心，使警方对案子的调查公开透明起来。

    眼下，有些地方警方负面新闻频频，公民在押期间非正常死亡者有之，遭受刑讯逼供、罗织罪名、最后蒙冤坐牢者有之，因揭露黑幕而被警方通缉、跨省追捕者有之。某地公安局长近日扬言“单位起诉媒体、警察起诉记者”，显得杀气腾腾，被人们批为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胸襟。凡此种种，显示出作为执法者的警方法治观念并不强，执法过程缺少阳光，对他们的外部监督不足。

    童贻鸿的案子很平常，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武汉警方会如何冤枉他。但他制造了一个赴京“自首”的噱头，把自己和负责调查的武汉警方置于风口浪尖，不怕没有眼睛盯着看，不怕没有舆论说长道短。这种社会关注，自然而然地使案子公开起来了，警方办案过程“被透明化”。即使有人真的心里有鬼，从此也会百倍小心，不敢放纵自己。

    缺乏信任的社会，交易成本畸高，虚耗社会资源。如果我们不信任警方，我们也会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派出所一个协查通知，使一个武汉市民平生第一次坐上飞机，演出一场赴京“自首”的好戏，其聪明、灵感、耐心、舍得都被瞬间激发出来了。显然，老百姓并不觉得，警方天然会给你公道。要想获得公平正义，必须舍得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想尽各种办法，抢在警察之前占得先机，这需要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但童贻鸿的做法很难推广，且不说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他“刁钻古怪”、也不能像他那样拿出1000多元坐飞机赴京，就是很多城市居民也没法学童贻鸿。童贻鸿制造了一个赴京“自首”的新闻，别人却不能重复他的伎俩，再说类似新闻多了，也不成其为新闻了，这就跟农民工跳楼讨薪一样。现在不信任公权力的人实在不少，他们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