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6）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
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谈。头一次，是12月7日夜，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毅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迎面接撞见汪东兴，便疑惑地提起此事。汪东兴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恍然大悟，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
陈毅说：“铙这个人，阴一套，阳一套，善于耍手腕，善于政治投机。我最反感的是他近年来常在我耳边议论刘少奇同志。尤其是今年以来，他在背后散布了不少针对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以我之见，他大概是觉得少奇不行了，就想表明自己不是少奇培养的，和少奇划清界限。他要另寻政治靠山了。做共产党人，要讲党性；做人，要讲良心。离开少奇，他能有今天吗？现在他竟把矛头对准少奇，真叫人寒心哪。这样的人，不可交啊……”
听着陈毅吐出真言，毛泽东面露欣喜之情，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告诉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指谦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休假。说是休假，其实他还要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本该马上动身，但还是被高岗的事情耽搁了。
临行前，他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鉴于当时情况，心情很不好。他抽着烟，只看着眼前的一块空地，说道：“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
周恩来说：“还是按以前的老规矩办吧，仍由刘少奇同志负责，我们积极配合他。”
“不妥不妥。”高岗有些沉不住气，把椅子往前拖了拖，力排众议，“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再过几天我就满60岁了。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可我觉得我还不够耳顺。今天达不成协议，下次再说吧，散会。”毛泽东宣布散会。
这期间，高岗的活动更猖獗，发生了他想拉拢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事。
高岗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问：“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
高岗对邓小平说：“毛主席要分一二线，设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么重要的位置，对他不适宜。”邓小平态度明确地说：“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陈云和邓小平都觉得高岗滑得太远了，党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于是，他们分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汇报高岗的问题
一天，陈云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劈头问道：“你电话里说有急事面谈，什么事这么急啊？是不是为‘一五’计划的事呀？”
陈云回答：“‘一五’计划的事还未考虑成熟。我是想向主席反映一下高岗同志的问题。”
毛泽东略感惊异：“高岗？他怎么啦？”
“我看他有点不正常。”陈云说，“他主动找到我门上，同我谈对党和国家体制调整的看法。散布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有些话很出格。”
毛泽东一扬眉：“他都说些什么？”
“他说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周恩来搞部长会议，由他来搞政治局。谈到究竟是增设总书记好，还是增设副主席好，他说他不赞成设总书记，赞成设副主席。”
“对人选他说了什么吗？”
“他谈得最多的是人选。对部长会议人选，他主张林彪，说了一大堆推崇林彪的话。他对少奇同志意见特别大，坚决反对少奇当总书记，也反对少奇当党的副主席。他对恩来也不满意。他说主席已经不满意，不信任少奇和恩来了。他说如果实在要设副主席的话，就多设几个，他一个，我一个。”
毛泽东惊问：“这是原话？”
“一点不错。”陈云说得很肯定，“我当即表示了反对。正是他这个话，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我认为应当向党报告，向主席报告。我怀疑高岗同志不光向我，还向其他同志散布过什么。至于背后封官许愿，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性质就更严重了。”
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凝神倾听。 陈云、邓小平(右)
陈云问：“高岗要我向主席转达他的意见，我没有答应。他说他要直接找主席谈，不知他来谈过了吗？”
毛泽东没有回答，反而提出个问题：“你过去同高岗一起工作过，你看他的主要毛病是什么？”
陈云想了想：“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喜欢玩弄权术，老虎屁股摸不得。”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你这不摸了吗？”
陈云也笑了笑，随即严肃地建议：“主席，高岗这个情况，我认为得想点办法赶快解决了。”
沉默了片刻，毛泽东说：“陈云同志，你做得很对。高岗同志这个情况，我要做点调查研究。”
就在陈云谈过之后，毛泽东还没来得及找人详细了解情况，邓小平又来向他汇报了。
一开始，邓小平显得十分谨慎地说：“主席，我了解到高岗同志的一些情况，我认为问题严重，不知好不好谈？”
毛泽东因为事先听了陈云的汇报，就鼓励说：“你大胆地谈嘛。”
邓小平说：“近日高岗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他对党和国家体制调整变动的意见。”
毛泽东故意问：“他高岗对人对事有意见，难道还不能讲吗？”
邓小平回答：“有意见当然可以讲。但我认为有两点高岗输了理：第一，应当光明正大地讲，当面讲，会议上讲，向党讲，而不应当背后随便不负责任地散布、议论。第二，应当与人为善，实事求是，而不应当夸大其词，恶意攻击，对别人全盘否定。”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邓小平进一步说：“高岗反对少奇、恩来同志，是打着主席的旗号。他说主席不满意、不信任少奇同志了，信任他高岗。这样的话，危害特别大，别人很难相信，也很难不信，因为不可能来找主席核实。高岗还有些庸俗。他当面对我说了些吹捧的话，让人很不舒服。他正式找我谈判，要我和他采取共同行动，一起拱倒少奇同志。”
毛泽东专注地听着。
邓小平继续说：“我来中央工作不久，就零星听到一些对少奇不利的议论，比如说少奇有‘摊摊’。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对少奇的议论甚至攻击，就更是公开的了。这里面饶漱石同志配合得很紧，给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感觉。”
毛泽东插话：“新官上任，刚来即斗。”
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邓小平继续说：“我劝高岗同志，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合适。我看他鬼迷心窍，根本听不进去。”
毛泽东盯着邓小平问：“你看高岗的最终用意是什么？”
邓小平沉思片刻：“在其位，谋其政，是分内之事。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怕是有个人图谋了。”
毛泽东听到邓小平出语如此尖锐，不由得盯着邓小平多看了几眼。
邓小平走后，毛泽东吩咐卫士，“告诉叶子龙，让他通知少奇、恩来，请他们马上到我这里来开会。”
三人一起落座后，毛泽东神情严肃：“请你们二位来，是想通个气，关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
刘少奇和周恩来一听，略显惊异。
毛泽东接着说：“陈云、邓小平同志先后跟我反映，近来高岗、饶漱石活动厉害。他俩主要是针对你俩，反对你俩，要把你俩拉下来。”
刘少奇闷声闷气地说：“不怕。”
毛泽东说：“你不怕，我怕。我胆子小，怕天塌下来，怕党内出现分裂。”
周恩来说：“我也怕。”
毛泽东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高岗、饶漱石在背后散布你俩的议论，不知传到你们耳朵里没有？”
刘少奇说：“多多少少听到那么一点。像安子文私拟的那个名单，高岗说是我授意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说我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这都是挑拨，没有的事。还说我有‘摊摊’。”
周恩来插话：“说我有个‘圈圈’。”
刘少奇接着说：“财经会议抓住薄一波不放，矛头是对着我的。组织会议大整安子文，矛头更明显，甚至点了我的名。”
毛泽东幽默地说：“高无高风，饶不饶人。”
周恩来说：“高岗是反对我当总理的，他主张林彪。”
毛泽东纠正：“他名义上主张林彪，实际上主张他自己。打倒了你们，到时候林彪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
周恩来忧心忡忡：“主席呀，我们党刚刚胜利，刚刚建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党内团结，带领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果这个时候内部纷争，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呀。”
“恩来说得对。”毛泽东说，“但解决高岗的问题，正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高岗是在搞非法组织活动，是在搞分裂活动。他的手法，是打着拥护我的幌子，编造我的讲话，说我不满意你们，不信任你们。少奇，恩来呀，我对你们有批评，但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是左膀右臂呀。”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高岗对我谈过对你的意见，我让他直接找你谈清问题，他找你谈过没有？”
刘少奇气愤地回答：“他从没主动找过我，倒是我两次主动找过他。我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检讨，他不但不谅解，还对人说我不肯进行自我批评。这一点，他就不如彭德怀同志。彭总对我有意见，就主动找我谈。谈开来，疙瘩就解开了嘛，至少知道疙瘩在哪里嘛。”
毛泽东接着问周恩来：“高岗找你谈过吗？”
周恩来回答：“没有。”
毛泽东想了想：“对高、饶的问题，要解决。办法是先搞点调查研究。我搞，你们也搞。看看他究竟搞了哪些活动，究竟意欲何为。然后再处理。处理的办法，不外乎那么几种。一种，个别谈，认识到了，做个自我批评，写个检讨，重打锣鼓另开张。这样最好。一种，开会批，整风，让他威信扫地，羞于见人，失去市场，促使他痛改前非。再不行，对你不起，老子就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了。”毛泽东仿佛自言自语：“高岗、饶漱石，两个人重要，还是中央的团结重要？是两个人重要，还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重要？”
刘少奇和周恩来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但谁都没有吭声。
在此前的一天，高岗突然跑到罗荣桓家里，提出中国也要搞部长会议制度，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吃惊地问：“这是党中央的意图吗？”高岗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
罗荣桓当时严肃地指出：“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由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也不妥。我们部队还有一、二、三方面军的，还有第十五军团的，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义正词严地把高岗顶了回去。后来揭露和批判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时，罗荣桓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他写了书面发言，积极参加了反对高岗阴谋活动的斗争。
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主席，问起主席的身体。毛泽东开玩笑说：“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有二十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不指名的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都全神注视着毛泽东，等待他下一句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部”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与会者都知道说的是谁，何况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
此刻高岗、饶漱石坐不住了，情知不妙。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卫士和工作人员，在怀仁堂乒乓球室，权作餐厅，一起吃了一顿汤面，共同度过了他的60大寿。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人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鼎丞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的落成典礼。由于高岗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治委员，现在又是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的负责人，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不仅亲自作陪，而且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抬高自己的地位。
在12月17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
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话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是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刘少奇不利的影响。
因此，12月26日举行庆典活动之后，高岗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显然，他是在做补救工作，但为时已晚。他从沈阳回到北京后，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
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马洪，说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他们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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