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传播时代的小BUG

 

人人传播时代如果有这样的前提，将会更完美——在新闻自由状态下，媒体和公众经过几十年的良好互动，形成传播共识。

 

□徐一龙

 

 

很多年以前，我在大河报工作时，听到一个小故事。当时听完哈哈一笑，后来却常常想起来，觉得没那么简单。

那是十年前，大河报成立了五年了。1995年，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四川成立，大河报是全国第二份成立的都市报。

媒体圈的人都知道，大河报凭借张金柱案（一个醉酒警察分局局长撞人逃逸案）声名鹊起；河南媒体圈的人都知道，至今，这份报纸还在消费张金柱案的遗产。

但是，即使如此，当时的大河报仍然不是公认的大报。

那个小故事说的是，在大河报创建的初期的一天，突然来了很多老干部堵门，抗议大河报的报道。让记者们奇怪的是，老干部们抗议的并非报道失实，而是——凭什么你来报道我们单位的事情？

现在可发一笑的事情，对当时的老干部们而言实在是拿到了真理，你不是河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凭什么报道我们呢？

当时，我只是个新人，听地出来，快意恩仇的大河报的老师们对这个故事的嘲笑。是的，那真是陈腐的思想。不过，很多年以后，排除那些情绪性的东西，我常常想到的是，那是传播的赤裸裸的现实——一些人认为，有些人没有资格做传播……

时间过地真快，10多年来，都市报从新媒体变成了陈旧的媒体，甚至所有平面媒体都显示了暮气沉沉，更甚至，连新浪、搜狐、网易这种门户网站都被最前端的思维摒弃出新媒体的范畴。新媒体是什么呢，只有像微博这样，人人传播，充满互动的平台，才有资格说吧。

人人传播的时代真的太好，但是，我也会常常想，是不是太快了。

大概一年前，送别一个好友同事去一家网站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喝了些小酒，有些词不达意。我大概的意思是——去留肝胆两昆仑。去网站，尤其一个视频网站，当然是无话可说的新媒体、朝阳产业；而留在平面媒体的价值，则是我着重表达的意思。

为什么留呢？我说，中国的传统媒体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从专业角度上，除了几家媒体孜孜以求地追求专业化以外，绝大部分媒体仍然在粗放、简单地从事着新闻报道业；更重要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新闻媒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是个远远没有完成的工作。

当然，这一切不能怪媒体，谁不想在正确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呢？可是在理论上，新闻最高标准是客观性还是D性，在公开领域，压根没说清楚，甚至，还不能公开辩论。

在西方国家，传统媒体不拧吧地做了传统媒体的事情，一级级的基础打地极为扎实，从报纸到电台，从电台到电视台，从电视台到网络，从网络到互动性更强的人人传播，一路走来，没有内伤。

所以，在热情欢迎中国在传播上飞快地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我一直杞人忧天地担心，人人传播的时代，是否来地太快了，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没有真正地准备好。

举例而言，在中央的电视台报道的国际新闻中，电视采访普通路人时，他们多能说地非常精彩，事实清楚、逻辑严密，甚至富有感情。而在国内新闻中，说的利索地多是套话（我们甚至可恶意地想象，那是电视记者教的）。在突发新闻中，在公共平台（电视镜头）讲话，还是大部分人无法顺畅完成的事情。我想，语言表达还是小问题，更关键的问题是，人们还不习惯，自由地充分地在电视镜头表达自己的意愿。

西方公众耳濡目染了上百年的传统媒体的专业报道，熟稔了媒体的边界和规则。当他们从受众转身为报道者时，是不是更为顺利、自然和可以避免许多弯路？

有什么弯路呢？

我在第二个东家——京华时报工作时，一段时间，比较多地跟新进记者打交道。即使是重点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同学，只要是新人，总免不了犯一个错误——将事实性表述和观点性表述混淆。发表泛泛的观点远比采访到事实性的东西容易地多。或者出于采访不足，或者出去年轻人好发议论的习惯，报道和观点杂糅的情形非常严重。不经过几个月的掰斥，这毛病很难除去。

如果这些弯路还可以通过自觉或者学习避免的话。还有些弯路，必须通过战斗还趟平。比如，什么可以报道，媒体和政府该是什么关系。即使新闻专业主义强盛、尊重言论自由的美国，这些边界，也都是一仗一仗的打清楚的。

2010年7月，一个叫维基泄密的网站公布了9万多份的驻阿富汗美军的秘密文件，引起轩然大波，而在之前的4月，这个网站还公布了美军军用直升机攻击伊拉克平民的视频。五角大楼很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熟悉美国新闻史的人，把这次泄密比作“五角大楼秘密文件2.0版”。不过，更清晰的说法是，正是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事件（美国曾拍摄过同名电影），界定了关于报道机密文件时媒体和政府的关系，这才为维基泄密网站树立了良好的传统。

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事件，发生在著名的水门事件期间，总统还是可怜的尼克松。大概经过是，一个五角大楼雇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批秘密文件，文件的内容是，越战前，政府请专家评估了发动越战可能的结果。估评结果是，如果开战，将陷入泥潭无法自拔。那个雇员发现秘密文件时，越战已然呈现颓势。让这个曾经主战的鹰派雇员吃惊的是，政府竟然无视这个评估，且没有公布这个评估就发动了战争。雇员曾希望通过政治人物公开此事，但因为资料来源非法，参议员先生们无人愿做。最后，他将文件提供给纽约时报。虽然时报的律师们强烈建议不公布这个非法得到的资料，但编辑部还是决定公开。公开后，当然引起了渲染大波，五角大楼在要求报纸停止刊登未遂后，通过法院的临时禁令强行中止了出版。在美国，报纸可以不听政府的，但不能违反法院的禁令。但随后，华盛顿邮报也刊登了秘密文件，政府再次申请法院的临时禁令。但全国更多的报纸参与到刊登秘密文件的行列中。一切要有个了解，政府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到两大报纸的诉讼结果，将成为一个标杆。最终的判决是，法院认为政府无权禁止媒体刊发这些文件。政府的要求违反的言论自由，而公开这些文件则符合公共利益。最重要的成果是，最后，政府和媒体因为这场官司达成了一个共识。政府如果有秘密，就自己看好，如果没看好，就自认倒霉吧。

这一事件充分界定了在符合公共利益前提下，言论自由的边界。这是个伟大传统，这是战斗的结果。

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会有媒体敢刊登中国国防部的秘密文件，即使这个文件毫无疑问地符合公共利益。

没有传统，就没有现实。“言论出版自由”是一个需要不断解释的论断，特别是在新的事实和新的逻辑不断出现的当下。

而我们，有什么传统呢？

我们的传统，是总编辑们拥有的猎狗般敏锐的嗅觉，他们在安全和市场间游走。只有特别保守，才能百无一失；几乎没有市场化媒体没出过大娄子。而总编辑们，只能抱怨，不是我不小心，是有些人实在太无厘头，完全无法揣测。这种嗅觉无法言说，又确实存在。除了感同身受，甚至不可能传授给其他人。这不是专业，这不是拿地出台面的本领，这是被神经病逼出来的神经质。

没有传统，就要创造传统。我一直以为，这一定是传统媒体的责任。毕竟，以南方报系为主的专业化媒体已经开始这条路，只是，这路走地太曲折，太漫长。经过耳濡目染的读者们，也相对而言，太少太少。

我之所以坚持认为，这一定是传统媒体的职责，是因为传统媒体毕竟仍在体制内，深谙体制细小的变化，有其他民营媒体无法拥有的博弈的空间和能力。

可惜，这一切走地太慢太慢。才10多年，10多年前，老干部们认为河南日报旗下的大河报没有报道的权利，而现在，我们和美国一样进入了人人传播的狂欢时代。而那个不大不小的BUG, 却一直存在。

我当然不是反对这个时代，我本人无比热情地拥抱这个时代。但作为媒体从业者，我很惭愧，自己应该像第一批登陆部队那样，扫清海滩前的碉堡和重炮，而不该让大部队暴露在杀伤性的火力面前。在人人传播的时代，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发自很多个人的报道，生怕一个不留神，被人找到口实，借故重创人人传播的局面。

不过，这个时代来了，就不会倒退，种子一旦发芽，就会向上生长。而作为我们，我的同事，和所有传媒业的朋友们，更应在战斗中稳住阵地，秉持专业主义，继续厘清传播的规则。让人人传播的大军漫过海滩，杀入无垠的大陆。

 

(本文是中国周刊总编助理徐一龙在内部业务探讨的一篇稿子，经征得其本人同意，发布出来，以飨各位网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