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7）
“东北虎”变成了萎猫
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都很活跃，他们“批薄射刘”，把攻击矛头进一步指向刘少奇。会议开了好几天，气氛很紧张。
师哲问毛泽东：“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攻击薄一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他们不是攻击薄一波，而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并要师哲把斯大林给的那份“秘密报告”找出来。当时，斯大林曾说：“看看吧，这些东西也许会有用的!”
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斯大林转来的材料。那是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联系到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是赏识他高岗。于是毛泽东对高岗就比较注意了。
北京的冬天，朔风凛冽。困在东交民巷8号里的高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已经从一只“东北虎”变成了萎猫，整日在家酗酒叹气。他最后的一点希望是能得到林彪的同情。
而这时，毛泽东已派陈云去杭州与林彪谈话。行前，毛泽东严肃地说：“陈云同志，你去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对高岗再也不要袒护了!否则，我们就要和他分裂了!”
林彪与叶群早已获悉12月发生在北京中南海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所以当陈云刚刚迈进客厅，林彪还未及寒暄，走廊里就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嚎声。陈云一看，是叶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进来，边哭边诉：“这个高麻子哟，可害死人哟……”
林彪制止她：“陈云同志刚到，你鬼哭狼嚎地干什么?”
陈云不十分了解这段内幕，也不知叶群大哭为哪般，就劝她不要这样。叶群还在鼓噪：“高岗不是个东西。还是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不正经，不是搞阴谋，就是搞女人。他到杭州来，在林彪同志耳边吹这个风，吹那个风。林彪同志已经批评他了，但他根本不听……”
林彪见叶群说了些对他有利的话，又打起哈哈：“陈云同志刚到，你不要这样嘛!陈云同志是来找我谈工作的。”
叶群这才退了出去。
陈云开始说正题：“林彪同志，因为你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问题还没有公开，主席要我专程前来，向你传达有关会议精神，你可能已经听说，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揭露了高饶联盟的问题，对他们的搞阴谋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接着陈云将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些要点，原原本本向林彪作了传达。
林彪听得很认真，中间不插一句话，直到陈云全部说完，才喃喃道：“没想到没想到，他到我这里来竟然怀着这样大的阴谋，这是动摇军心啊。”
陈云告辞时，林彪再一次声明：“请转告主席，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对高饶分裂我党的活动，我过去和将来都会高度警惕。我林彪要不是身体不好，我还要回京当面批评这个野心家……”
高、饶保护林彪
林彪、高岗等在东北
北方的寒冬已经来临。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前，门开处，一个人影闪了进去。
“高主席，现在是众叛亲离啊。”
进来的是饶漱石。他一坐下就问：“你看到了简报吗?”
高岗抽着烟，好像没听见。
饶漱石继续说：“***的那个发言你看过了吗?”
高岗仍不回答，但眼神告诉饶漱石，他急切想知道这一切。饶漱石说：“你可以看看，他揭发了你在杭州的活动。”
高岗一听反而不感兴趣，背又靠到了沙发上，嘴里嗫嚅：“他能说出个什么?”
饶漱石：“他把你在杭州对他说的话全部都抖搂出来了。他还说，林彪和叶群在杭州就批评过他，让他千万小心，不要参与你的那些非组织活动……”
高岗火起来，一捶椅背，眼冒金星：“如果林彪和叶群真这样说了，那就太毒了!”
饶漱石：“林彪还托人让我给你捎话，说他几年来一直在养病，你到杭州去他没有给你讲什么……”
高岗不语。
饶漱石：“还有几句话，也是他让人转告你的，说这次可能要刮一场12级的台风，很可能把你从12层楼上吹到地下室去，也可能这次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总之，让你有个思想准备，要敢于自己承担，不要牵扯他人……我的理解，林彪这些话的意思，主要是害怕你咬住他。”
高岗：“你的意思呢?”
饶漱石稍带犹豫：“我想就别捅他出去。他是掌握军队的，前途也莫可限量，扯进去也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军队上已经有人在骂你诬陷林彪了。”
“你能给他捎话的话，叫他放心。我高岗不是那种脓包，也不会连累他。”高岗竟发出一种很奇怪的笑声，“我高岗一辈子英雄，枪林弹雨闯荡过，大不了一个死!”
江华受到封锁
江 华
1953年12月，毛泽东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乘专列到达杭州，住进刘庄。毛泽东住定后，心情很好，他难得想娱乐一下，于是对罗瑞卿挥挥手：“长子，把江华喊来，咱们打几圈麻将吧。”
罗瑞卿立即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说：“江华你是怎么搞的，主席来了好几天你怎么连个影子也不露?”
江华很吃惊：“啊，主席来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是省委书记，主席来了不告诉你告诉谁?”
“我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告诉我!”
“行了，先不管这些。你赶快来刘庄，主席等你打麻将呢!”
江华放下话筒，发了一会儿愣，他也好生奇怪。别说他现在是省委书记，就是论个人关系来说，他不仅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跟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少数干部之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常想起这个老乡，有时把他叫来，天冷时两个人可以各围一条被子，坐在床上聊个通宵，海阔天空，连家庭婚姻私事在内，常常聊得开怀大笑。就连江华与吴仲廉的结婚报告，还是毛泽东亲手批的呢。可是现在主席到了杭州，竟然没有人通知他这个省委书记!
江华来到刘庄。客厅中，罗瑞卿等人已围在一张方桌前，桌上摊着一副骨牌。三缺一，就等江华入座了。毛泽东笑着嗔怪：“江华，当了省委书记架子大起来啦，还要八抬大轿抬你不成?”
江华赔笑着：“主席，我哪是那种人?我刚才跟罗部长说了，确实没有人通知我。”
“你回去查查，是谁捣的鬼。”毛泽东向罗瑞卿布置完，又叫着，“快，发牌。”
没等罗瑞卿回京，他已查明，原来是高岗搞的鬼。高岗说江华1945年到1949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彪。于是，他们串通一气对江华实行了封锁。高岗吩咐有关人员：凡是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华!
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对高岗一伙更加恼火。
1954年1月2日，师哲陪同捷沃西安和尤金大使到达杭州。在杭州车站，师哲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王凡，感到奇怪：上海的公安局长，怎么到杭州来了?因为他和王凡在延安时期就比较熟悉，便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里来?”
“我来保卫毛主席!”王凡说着，表情严肃，并没有笑。
1月4日，毛泽东召见捷沃西安和尤金。师哲任翻译，毛泽东不像往常那样态度和蔼，谈笑风生。客人就坐后，毛泽东和客人寒暄了几句，便话锋一转，严肃地谈起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问题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师哲听着，笑着，翻译着，并不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是陕西人，是秦人，但并无灭六国之志，更无灭楚之心。两位苏联人听了，禁不住抬起头来，用质疑的、惊奇的目光看着师哲。
毛泽东笑了。他心中有数，不肯明讲。
师哲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
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初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委主席后，由于个人野心权欲膨胀，勾结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要求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政务院总理。
师哲为了解除苏联人对他的质疑和惊奇的目光，他讲了秦灭楚的故事。有趣的历史故事，客人们听得笑了。
后来有人说，尤金和捷沃西安是负命去杭州，为了向毛泽东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到了2002年，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位秘书赵家梁写文章说明此事：尤金和捷沃西安是应召去杭州，而不是负命去杭州。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向毛主席“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而去见毛主席。
因为早在1953年6月中旬，苏共中央已经正式向中共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那是财经会议召开（6月13日）之前，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会使苏联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让自己的秘书和翻译陪同高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岗在苏联的活动和苏共的意图，这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
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详细情况，并交上了有关的文件。
但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彭德怀被看成了“另一个司令部”的人
彭 德 怀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按说彭德怀是不沾边的。然而在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眼里，特别是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应该算“另一个司令部”的人。
究其原因，因为彭德怀与高岗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岗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事情牵涉到东北。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亲自去过两次朝鲜，这让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被高岗利用了。
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有所暴露后，彭德怀仍无察觉，直到四中全会的前夕，他才感到觉情况的严重。彭德怀本打算向中央报告与高岗接触的情况，没想到被繁忙的事务一拖，就捱到了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到这时候，彭德怀报告也好，揭露也好，不但成了马后炮，还被毛泽东看成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南下杭州，名为休假，实际是起草宪法草案。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除这封信以外，毛泽东又单独给刘少奇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高岗自头年年底从东北调到北京以后，消息不大灵通。偶尔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大都于自己不利。他想找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已外出杭州，只有刘少奇、周恩来同他直接联系。
中国古人说过：“天意从来高难问”，偏偏高岗的姓又正好是这个“高”字。
1954年1月中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刘少奇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送往杭州。毛泽东约请同他一道起草《宪法》的胡乔木等人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月18日，毛泽东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到会。
高岗看到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方从党的副主席的美梦中惊醒。心情就更加不一般了。这个决议是针对谁?
高岗绞了半天脑汁，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最后决定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要求来杭州谈清这个问题。
1月22日，高岗收到刘少奇的一封短信，并转来毛泽东致刘少奇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说，高岗的信已收到，“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邓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还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当天，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在高、饶问题上，毛泽东一开始是主张宽大处理的。其间，据说毛泽东曾托人告诉饶漱石：“闭门思过，不作他想。”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找饶漱石谈话，正式点出了他和高岗的问题。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了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不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有点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毛泽东回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泽东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到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刘少奇的报告重点讲党的团结问题。
刘少奇报告结束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时，高岗又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并且记住了刘少奇自我批评的要点：
第一，毛主席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是非常对的。自己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存在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毛病。
第二，对私营工商业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这种观点也有片面性；所谓“剥削有功”，则是说走了火，很不恰当。
第三，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把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当作“教条主义”加以批判，也是错误的。
第四，过分强调农业合作化要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前提，这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高岗心中引起的则是有喜又有忧。他喜的是，刘的缺点错误，恰恰是自己的优点，刘少奇有几条缺点，他认为自己就有几条优点，而且对刘少奇的每条缺点错误，他都提出过，斗争过。
高岗忧的是……
正当高岗在想的时候，邓小平的发言开始了。高岗意念中飞快地闪过：自己曾经拉拢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但被拒绝了；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搬他来替周恩来“解围”。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讲的。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他认为那些不负责地传播、歪曲刘少奇的讲话的言论是“流言蜚语”。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高岗的分裂党的言行，不指名地提出批评和忠告。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邓小平的发言，给高岗出了一道难题。刘少奇好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列出了几条，自己能列出几条什么呢?邓小平的发言也相当厉害。比如，他对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关于富农问题讲话的解释，以及他批评关于刘少奇这些讲话的“流言蜚语”，使高岗有些心慌。还有，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分散主义”“有份”。在高岗看来，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自己的优点，可是，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会上讲的，这些话却又像骨卡在喉，不吐不快。出难题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有的或多或少参与了高岗、饶漱石的活动，他们站出来讲话了。他们做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指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高岗给毛主席写过信，说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为的是要同毛泽东见面。现在看来是非出台“亮相”不可了。
高岗感受到会议的气氛对自己很不利，也装模作样地“自我批评”起来，至于实质问题，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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