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在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闭幕。在人类面对气候灾难面前，聚焦低碳经济的哥本哈根会议使我们联想到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的故事：由于偷吃禁果，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此后，揭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上帝看到人类的种种罪恶，愤怒万分，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只给有爱心的义人诺亚留下有限的生灵。上帝要求诺亚用哥斐木建造方舟。诺亚在独立无援的情况下，花了整整１２０年时间终于造成了一只庞大的方舟，并听从上帝的话，带着全家八口人和各种飞禽走兽进入方舟。７天后，洪水自天而降，一连肆虐了４０个昼夜。除诺亚一家人以外，亚当和夏娃的其他后代都被洪水吞没了。无论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诺亚方舟的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灾难来自人类的贪欲，所以，上帝选择了没有贪心的诺亚建造方舟来保存人类文明的物种。

　　那么，低碳经济能否成为人类逃避气候灾难的诺亚方舟呢？从哥本哈根大会所设计的低碳经济看，要使低碳经济成为人类避难的诺亚方舟仍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首先，诺亚方舟是一个道德之舟，而低碳经济方舟是技术之舟。上帝之所以选择诺亚建造拯救人类物种的方舟，是因为诺亚是一个有德、有义、不贪之人。对于上帝而言，建造方舟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道德。诺亚是在上帝告知的技术下建成了方舟。从这个意义上讲，诺亚方舟是一个道德之舟。而目前告知我们气候灾难的不是上帝，是科学家。科学家从技术的角度向当代人类提出了气候灾难警告，然后依据技术的要求设计出了低碳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低碳经济是一个技术方舟。这正是与诺亚方舟不同的地方。在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中，并没有直接触动工业化造成人类贪欲的消费模式。在现代工业文明与工业经济体系中，人类对物质的过度贪欲主要表现在高能耗、过度物质化、病态化的消费模式上。

　　基于生产端的碳减排方案，包含了这样一个逻辑：气候变暖来自碳排放，而碳排放来自高能耗与高污染的工业生产，如何在生产领域限制与降低碳排放就成为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看，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将这个方案落实到现实中，则会发现，要从生产端降低碳排放的主要控制目标，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在那些正走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发达国家的生产端，一方面属于高排放的产业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留在本国的产业多属于有较高节能减排技术含量的产业。从技术层面看，发达国家减排的空间确实很有限。所以，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造成目前人类文明灾难的主要矛盾不在发达国家，而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也正是中国成为哥本哈根会议责难的对象的原因所在。

　　从生产端看，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已经做出努力，但是不到１０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却排放了约１２９亿吨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４６％。为什么做得如此好，仍然有如此巨大的碳排放量？因为在生产端节能减排的背后存在一个不断膨胀的病态化高消费模式，这才是造成高排放的根源所在。然而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根本听不到任何关于西方对高消费模式的批评声音。

　　按照低碳经济的逻辑，也可以理解，第１５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为什么要选择在丹麦召开。因为丹麦是近年来在碳排放管控方面、特别是在风力发电和垃圾回收利用方面广受称赞的样板国家。然而，在环保样板国光环的背后，丹麦人在制造垃圾和过度浪费等方面也是领先世界的。据统计，２００７年丹麦人均产生垃圾１７６２磅，不仅在欧盟国家中名列榜首，甚至还超过美国的１６９０磅，超过荷兰的１３８６磅、英国的１２５８磅和法国的１１９０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高居世界之首的高消费国家，却被联合国与世界公认为低排放样板。

　　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减排指标出台之后，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盛赞了中国未来削减碳强度的宏伟目标。这一指标是如何制订的？技术可行性如何？

　　从数据上看，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相当于同期全球减排量的约四分之一。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说：“到2020年，全球需要削减38亿吨排放，而中国就将削减10亿吨。”

　　这一减排指标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尽管中国过去几年节能减排积极有效，在“十一五”期间能耗降低了20%，但也意味着进一步减排的空间变小，成本将显著上升。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两种方式

　　如GDP年增速持续8%以上，完成减排指标有把握

　　目前，世界各国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总量控制，例如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欧盟到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降低5%，最近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提出到2020年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20%的中期目标。

　　另一种就是碳强度控制。所谓碳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式类似于能耗强度，但与能耗强度有根本不同。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是由能源消耗造成的，还与工业过程等许多因素密切相关，所以能耗指标与碳强度指标之间不具有确定的折算关系。

　　碳强度指标是由GDP总量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在经济发展较快时，由于分母GDP在增加，因此碳强度的降低相对更容易；而在经济增长为零时，碳强度控制等同于总量控制。中国的碳强度指标是在假设GDP年增速8%-9%计算而来。由于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如果经济不出现大滑坡，能够保持8%以上的年经济增速，那么中国要完成碳强度减排指标还是有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