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少有人知道，国父孙中山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并非什么污点，实乃两人能够带领中国走向文明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基督教承载着深厚的人类文明。
一、基督教在西方
基督教源自犹太教的撒勒派，该派先行者为施洗者约翰。耶稣在约旦河受其洗礼，30岁后，耶稣开始外出传教。约翰被罗马统治者杀害后，耶稣成为教主，自称弥赛亚（受膏者，指被上帝选中的人）。他坚持在下层民众中传教，获得很大成功，吸引了12门徒跟随他。但是，耶稣的传教活动引起了犹太教和罗马当局的敌意，他们收买了犹大，将耶稣拘捕并杀死。从此，撒勒派正式与犹太教决裂，基督教渐渐成型。与犹太教相比，基督教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改革宗教仪式，去除了犹太教繁杂的仪式，仅保留洗礼和圣餐仪式。第二，提倡因信称义，只要信仰上帝，就能被拯救。这使得非犹太人也能得救，扩大了选民的范围，为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打下了基础。
基督教发展的一大契机是与古希腊文明相遇。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已经有犹太人用希腊哲学对《旧约》进行阐释；在希腊化时代成书的《新约》，更直接的使用了希腊哲学的概念。在基督教形成和壮大过程中，保罗起了决定作用。他证明基督教比希腊哲学优越，“我四处查看你们崇拜的对象，我注意到一座神坛，上面刻着‘未识之神’。你们崇拜但又不认识的，正式我现在要宣扬的”。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结合，不仅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经院哲学，还把理性引入到基督教信仰之中，使信仰不至迷妄。此后，信仰与理性一直是基督教内部的一对张力。
传承文化和大学建制，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的伟大贡献。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西欧进入黑暗时代。这一时期，文明倒退到极其可怜的境地，除了教士和修士没有人懂得读书写字，教会自觉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它把读写的技能传授给人们。12世纪前，学校依附于寺院和教堂，后来，形成了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公会，孕育出大学。大学从产生，就有相对于教会和政府的独立性，为言论自由奠定了基础。大学一般设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艺学院四部分。各大学科目有不同的侧重，巴黎大学、牛津大学都以神学院享誉欧洲，它们也因此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
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是基督教对近现代文明的伟大贡献。大家都知道，布鲁诺因自己的科学观点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近代科学之父和先驱们——伽利略、哥白尼、牛顿，全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科学不仅孕育于基督教的学术传统之内，还为科学探索提供直接的精神动力。按当时人们的看法，上帝亲手写了自然之书，上帝在万物之中展开，人们渴望认识上帝，认识的途径就是探索自然。
基督教为人类社会提供道德支持，传播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摩西十诫”和“登山宝训”是上帝为人立的约法，要人无条件的遵守，这构成了社会建构的基础。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人人平等。“爱”是基督教道德的核心，神对人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基督教也强调认罪、悔改、饶恕、谦卑。资本主义兴起后，基督教演变出新教伦理，提倡惜时、节俭、尽职、勤奋、自律和刻苦，推动了世俗社会的发展。
可见，在西方，基督教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二、基督教在中国
基督教很早就传到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传入中国，在唐朝会昌五年遭禁。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再次传入中国，元朝灭亡后中断。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来华，谋取传教。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传入中国。1807年，新教传入中国。
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十分活跃，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1917年，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学生数占中国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教育4%；中等教育11%，高等教育80%。1926年全国有基督教小学5000多所，中学200所，大学16所，学生30万名；天主教小学和神学约9000所，中学200多所，大学3所，学生50万名，两者合计，共有学生80万名。
教会大学更在中国遍地开花，星罗棋布。比较著名的教会大学有齐鲁大学（1917，济南）、燕京大学（1919，北京）、辅仁大学（1925，北京），东吴大学（1901，上海）、震旦大学（1903，上海）、圣约翰大学（1906，上海）、沪江大学（1906，上海）、之江大学（1910，杭州）、金陵大学（1910，南京）、福建协和大学（1915，福州），岭南大学（1904，广州）、岭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广州），华西协和大学（1910，成都）、华中大学（1924，武昌）。实际上，1921年，全国公立大学仅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三所，私立大学5所，教会大学却有16所。教会大学培养的精英人才灿若星海，详情可参阅本文附件。
基督教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12岁时，孙中山在家乡和美国传教士克尔学习英文，从克尔那里，孙中山开始了解西方。后来，孙中山进入教会学校，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基督教信仰为孙中山翻满清政府、捍卫民主共和提供了精神动力。孙中山曾亲口说，“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作为第一个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国家领袖，孙中山标着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宽容、多元、宗教自由，也标志着这个国家正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孙中山逝世后，遵照他的遗言，为他举行了基督教葬礼。
有传言说，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是宋美龄母亲的要求。但是，蒋介石的家人透露，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时候，宋美龄母亲跟他讲，我们是基督家庭，你必须信这个。蒋介石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经》，我也没念过，我念完再说。8个月后，1930年，蒋介石开始信仰基督教。蒋介石是虔诚的，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很好，自由平等，有一种救世精神。也许，救世精神很切合他当时希望拯救中国的心境。他说，“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反思了自己在大陆的政策，“神爱世人”，为着民生考虑，在大陆没有做的，他都做了。他在台湾进行政制改革、经济改革、土地改革，他成功了，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三、中国呼唤基督文明
似乎一切现象都预示着，基督的福音将要传遍中国，十字光辉将要在中华大地闪耀。然而，49年以后，这一进程嘎然而止。50年代，大陆进行院系调整中，原来师资优良、学科配置合理的教会大学被肢解。同样是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兴起，本着“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中国基督教会不再接受境外教会管理和干涉，与境外中断了联系。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这些年来，国内基督徒人数还是增加很多。但与西方教会不同，中国教会内没有出现大学者，耶稣宣扬的“爱人如己”的教义，没有被广泛接受。相反，“三自会”内出现了基督官僚的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教徒宁愿参加“家庭教会”，也不参加“三自会”。根据于建嵘的研究，“家庭教会”的信徒数量早已大大超过“三自系”。
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有赖于其精神上的康健。现在的中国，科学理性仍旧匮乏，人们的头脑中尚残留封建主奴思想，不能真正懂得民主和平等的涵义。中国经济虽然繁荣，但其背后却蕴藏着危机：学术造假横行，贪污腐败猖獗，拜物教泛滥，人与人互不诚信，少不敬长，强不爱弱。承载着希腊精神的基督文明，完全可以弥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缺陷。中国呼唤基督文明。
30年前，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今天，为什么不在基督教上试一试呢？
附：清末民国教会大学培养的部分杰出人物
东吴大学：金庸、费孝通、谈家桢、赵朴初、雷洁琼、张卫国、王宠惠、吴经熊、孙起孟、李浩培、潘汉典、李政道、刘建康、宋鸿钊、杜子威、郑辟疆等；
金陵大学：南怀瑾、方东美、程千帆、陶行知、程抱一、张德慈、李景均、李卓皓、左天觉、王应睐、马保之、刘伯明、孙明经、刘国钧、吴德耀、赛珍珠、邹秉文、章之汶、杭立武等；
辅仁大学：王光美、叶嘉莹、周一良、王光英、邢其毅、邓昌黎、蒋丽金、彭勤菑、黄伯辉、史念海、葛信益、刘乃和、俞敏、赵光贤、熊振翔、何国柱等；
燕京大学：冰心、周南、黄华、周汝昌、俞大纲、陈翰伯、韩叙、龚澎、韩素音、萧乾、严冬生、沈元、侯祥麟、谭文瑞等；
圣约翰大学：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荣毅仁、曹云祥、俞大维、经叔平、贝聿铭、吴宗锡、董鼎山等；
岭南大学：陈荣捷、梁羽生、钟荣光、林思齐、林尚安、甘乃光、伍舜德、黄本立等。
沪江大学：徐志摩、李公朴、吴经熊、夏志清、邓家栋、徐次达、冯亦代、张资珙、程及、朱抚松、李道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