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日前到江西万载县给基层干部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县委书记对其言论大为恼火，课后批驳于建嵘说：“为了发展，就得拆，没有我们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万载县某官员的这句话弄得这位知名学者拂袖而去。（这句话，中间省去了“大拆大建本身增加财政收入，知识份子就是靠财政养活”的县委书记心中的原理）
2010年10月12日，江西省宜黄县政府一位署名“慧昌”的官员，投书《新世纪周刊》杂志旗下网站“财新网”“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文所提出的论点，对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和梳理而在该文中所提出的论调：“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宜黄官员“没强拆就没新中国”（Has not cutted does not have new China ；No new China without demolitions）新论。
最近，关于拆迁的官方言论有：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
记者应报道百姓如何刁难政府。——长春拆迁办官员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江西宜黄县近期就有官员
我只懂拆迁法，不知道什么物权法！——黑龙江绥棱县拆迁办主任
这些言论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官员把政绩凌架于了公民的财产权之上。党和政府官员认定的事情，就是社会需要、整体利益。整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个人利益必须让步和牺牲，否则，政府就可以强制执行。这在新中国61年里，的确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我们的官员已经习惯了这一工作习惯与工作作风，否则就有好多事情办不成、办不好。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城市扩张条件下，难免有强拆现象存在。
要说强拆有罪，只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做房子本身上不讲究整体布局，他只讲究风水与朝向，按现代城市规划，方方正正，条块有序，笔直的马路，整齐的房屋，的确有矛盾。作者所在的地市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是一条新的马路，遇上居民住宅，好几年修不通；二是居民知道本地区要开发，就乱建私房，事后政府强力动员，大规模拆除。政府为了城市建设需要，本来资金投入有限，需要拆除的旧建筑，居民要价超过了政府可能的负担，双方僵持不下，逼迫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强制拆除，这种情况城乡遍地该是。
从老百姓角度看，中国人一生一般很难建一栋私房，如果要建，一般也是倾其一生，东挪西借，才能建成。近20-30年中国居民经济条件相对好转，建私房的相对较普遍，但也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投资项目。加上城乡户籍分割，城市扩张占用农户宅基地本身就是一种侵犯，其他很多条件不配套，强拆与抵抗在所难免。
如果城市扩张区域的居民，以屋还屋，以地换工作，农转非换养老，估计矛盾就小得多。主要矛盾是我国的城乡之间的转换机制不健全，人地矛盾、收入差距、养老机制、社会服务、人口素质、城建资金等方面不足带来的。这些，都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实现。可是，中国整个社会原有社会体制不动，城市扩张必须加速进行，必然出现“没强拆就没新中国”的结论，必然出现“为了发展，就得拆，没有我们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的谬论。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具体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切入点，改革权力在上面，矛盾在下面，改革没进展，难推进，就是改革主动权与改革需求两张皮，上面的理论与大政策落实不下去，下面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不到上面来，一味地要求稳定，一味的强调发展，一味地要看得见的政绩，必然官民矛盾激化。
因此，改革的议题应是来自基层，改革的主题应是限制公权力。改革的议题如果只是来自上面，势必导致社会强势人群利益得到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受到损伤，因为弱势人群的利益没有表达渠道。在中国的国情下，改革的主题若仅仅是为了照顾私权和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人民的整体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中国要保障人民的权益就必须限制公权力的泛滥，因为公权与私权二者的地位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如果把改革的目标定低一点，从下向上推导，一件一件事情办，中国才可能和谐地改革。例如强拆问题，就直接围绕强拆背后的矛盾和问题，一件事情一个分析，多分析几个案例，矛盾就十分明显，针对矛盾具体解决问题，消除其背后的矛盾，强拆也就不存在了。最终实现县委书记不敢强拆，不想强拆，不能强拆；居民不满天要价，心平气和地给城市发展让路。和谐发展、和谐拆除就在我们眼前。
2010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