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我国将逐步减少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计划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达到国际水平。（11月30日《京华时报》）

到“十二五”末，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达到国际水平。这对深受看病贵之苦的老百姓来讲，无疑是一个福音。把看病费用个人负担比例降至国际水平，与国际接轨，值得期待；但更值得期待的是，看病总费用也要降至国际水平，与国际接轨。

看病贵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负担比例过大，二是看病总费用过高。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看病贵不仅体现在个人负担比例大，更体现在看病总费用过高。以感冒为例，在国外，很多感冒属于“不治之症”——不需要用药，靠自身产生的抗体去恢复。可在国内，这个“不治之症”动辄要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于是就造成了中国的“感冒经济”：在中国治疗感冒可能是全世界花冤枉钱最多的国家，2008年中国感冒药的零售市场销售额达92亿元，感冒药的市场容量至少有150亿~200亿元，因此中国有1000多家药厂在生产大同小异的感冒药，占据了中国感冒药市场60%以上的份额。试想，当一种原本不需要花钱或者花少量的钱都可以治好的感冒，一旦纳入“感冒经济”，老百姓个人负担的比例哪怕再低，都仍摆脱不了看病贵的难题。

所以，解决看病贵难题应当做到“双降”：降低个人负担比例和降低总费用。如果仅降低个人负担比例，而不减少总费用，那么即便个人负担比例降了，也会影响根治看病贵的效果。

而事实上，相比降低个人负担比例，总费用降起来更难。眼下的医院仅仅是名义上的公益机构，实质上是盈利机构，甚至要比其他盈利机构更具有趋利优势——面对医院和医生，患者没有议价权，甚至没有选择权；国家每次药品降价，降价药总能被未列入其中的新药替代，可见这个行业肢解国家政策善意的能力；医疗红包、回扣现象，尽管国家严厉打击，甚至以受贿罪论处，但仍旧屡禁不绝，而这恰恰又是看病贵的关键原因。

因此，卫生部在降低看个人负担比例的同时，也要采取强力措施降低总费用。降低个人负担比例，只要增加财政投入就可以做到，但降低总费用，需要更多的政策智慧。

此外，还要“把个人负担比例降至国际水平”做得更有质量。计划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这个目标很诱人。但诱人的前提是，这个目标应该成为人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实惠，而不是部分人的实惠。千万不要像很多社会经济指标那样，在总体上达到某一个标准，可事实上，很多人属于“被增长”、“被幸福”。如果在“十二五”末，很多人觉得个人负担比例属于“被降低”，那无疑是一种悲哀。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0-11/30/content_6080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