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党的五中全会座谈会这样的会上，说的话也要以研究为基础。此会议记录发表于今天的《解放日报》。）

促进要素流动实现需求增长

陆铭

       在过去30年里，中国最为显著的经济社会特征有两个：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二是收入差距扩大，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也严重制约消费能力的增长。为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城市化及户籍制度的一些问题抑制了内需的扩大。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大约为48%，其中有城镇户籍的不到30%。在城镇居民和外来人口同等收入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由于没有户籍保护，消费能力整体受到牵制。研究还发现，随着收入的增长，外来人口的消费增长速度却慢于城镇居民。假设收入共同增长100元，城镇户籍居民大约会消费51元，而没有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大概只消费37.7元。随着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储蓄率逐步上升，整个国家生产和供给的能力持续增长，消费却没有同步增长，这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特别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结构性矛盾。

    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自从本世纪以来，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国内外很多人认为需要通过名义汇率的调整来缓解贸易失衡问题。事实上，名义汇率的调整到目前为止并未能有效缓解贸易失衡的局面。从最为根本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受到制约，储蓄率上升，又持续转化为投资和生产能力，最后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不得不进一步通过加大投资和出口来消化。因此，如果找不到办法来提升中国国内居民消费需求，那么仅仅依靠调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名义汇率来缓解贸易失衡，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十二五”即将到来，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推进城镇化，并以此作为拉动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重要举措。就在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一法律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社保跨地区可接续，此举将极大地推动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值得期许。

    当前，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地区间的扩大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政府试图通过加大城乡和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来应对。应当说，必要的财政转移是需要的，但仅仅依靠财政转移并不能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更快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来看，促进城乡间、区域间的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才是平衡发展的根本措施。最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够借助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来获得持续性。

    总之，有序的城市化进程既能带来持续的需求增长，也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并为经济平衡增长作出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