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建嵘好榜样
阮 思 余
在本文中，笔者力图表达三层意思：一是表达对于建嵘教授勇于用脚及时投票的钦佩；二是表达对地方官员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尤其是恩赐论的忧虑，与对地方发展走征地拆迁单一发展路线的警惕；三是表达对社会整体发展最重要，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不重要论调的批判。
一、既要用脚做学问，又要勇于用脚投票
中国人常说，吃了别人的嘴软，拿了别人的手软。
在政治权力像脱缰的野马自由驰骋的时代，在一个有良知、而且敢于表达这一良知、勇于挑战强权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匮乏的时代，面对领导、面对县委书记的质疑，我们还能不能挺直腰杆？我们还能不能理直气壮？我们还能不能底气十足？为自己“辩护”！为知识分子辩护！为底层民众辩护！在官员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对话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在媒体总是缺席的批判的情形之下，还有谁能够在官员面前为底层民众说上得话？于建嵘愤而离席，正好说明，底气十足的知识分子敢于在权倾一方的县委书记面前毫不示弱，着实为长期以来在官员面前说不上话的底层民众，好好“出了一口气”。
在为
二、不合时宜的恩赐论，亟待变革的发展论
在这一事件中，让人惊叹的主要还是残留在我们一些官员脑中的恩赐论。万载县委陈晓平书记的经典语录堪称典型：“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其言下之意是，县委书记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衣食父母？我们都要象侍奉祖先一样供奉他们？难道知识分子就是我们官员养起来的？就是纯粹靠吃县委书记做的饭？这是典型的恩赐论思想在作怪。在每个人都靠知识、靠能力、靠努力吃饭的市场经济时期，专家、学者、教授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实力吃饭，而不是靠你县委书记吃饭，不是靠你征地拆迁、甚至是强征强拆吃饭。
不要以为你们县委书记干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养活了那么多吃县委书记的饭的人，养活了那么多知识分子。不要赋予自己那么神圣的使命，你们更是担当不起这个神圣的使命。没错，经济增长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老百姓的日子也会不断改善，这是自然逻辑。千方百计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想方设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地方政府的分内之责，也是应尽职责。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们对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恩赐。否则，还只能说明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依然在作怪。
我们都喜闻乐见地方有发展，经济有增长，问题在于，这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与地方发展？是靠剥夺农民，剥夺拆迁户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是靠强征强拆，欺压拆迁户而获得的地方发展？诚然，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不愿意想见的。为什么在促进地方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以牺牲底层民众的权益为前提？为什么地方发展与保障底层民众的权益这二者之间不能两条腿走路？难道这二者之间就一定是零和游戏？为什么我们的县委书记们就是听不进学者对农民权益保护的呼吁？而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呢？
陈晓平书记说，为了发展，就得拆。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少地方发展的“共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不是所有的发展都一定需要征地拆迁？征地拆迁，就一定能够促进发展？发展的唯一思路就是征地拆迁？没有征地拆迁，地方发展就别无他途？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迷恋征地拆迁，将其视为地方发展的、神圣不可动摇的圣经？难道地方发展就只有这一种路径可循？由此看来，在圈地运动、强征强拆俯首即是的今天，这种单线条的发展论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难以维系。
三、保障个人权利不是时候，整体发展可以牺牲个人权利？
在
1、农民无知论
杨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农民无知论。其基本观点就是，农民无知，而地方官员与地方政治精英最有知，他们最知道农民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地方的整体利益，因此，农村不需要搞民主。
杨文指出，“关键问题是，西方民主目前是否最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一般村民是否真的懂得利用个人基本权利来为自己和整个农村争取最大的好处？”我们需要质疑的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至今有二十余年。中国农村需要民主，这也不应该成其为问题。即使村民自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能够由此下结论说村民自治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这样的逻辑恐怕说不通吧？此乃其一。
其二，农民就不懂得利用个人基本权利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好处？君不见，中国农村各种各样的维权抗争，包括笔者一直在强调的以死抗争，这就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基本权利？君不见，中国农民近年来连续攀升的信访，包括越级上访、搞洋状，这就不是为自己争取基本权利？农民不知道整个农村最大的好处，谁知道？农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谁知道?是不是只有地方官员、县委书记、知识精英最知道？恐怕未必！君不见，类似最近全国各地上演的一幕又一幕的农民“被上楼”事件，这些不都是地方官员导演的结果吗？而这一切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作怪，而不是民主政治为主导。
2、农民阴谋论
在提出农民无知论之后，杨文接着抛出农民阴谋论。其基本观点就是，农民会搞阴谋，这一阴谋论主要是受贪婪之心驱使。这一阴谋论会使得农民不知道如何有效利用个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有可能会损害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杨文指出，“至于于建嵘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目前中国大多地方还不算是‘现代社会’，村民也不清楚如何有效地利用个人基本权利，更容易被他人利用或被贪婪影响判断，因此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目前还不是时候。现在更应该做的是保障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
不知杨文如何定义现代社会？即使中国农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至少也应该算是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也就应该逐渐去落实、兑现、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不能以现在还不是现代社会为由，就“合理合法”去漠视、侵害、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试想，没有这样一个阶段，现代社会何以建立？毕竟，现代社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在这一过程之中，大力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是自然而然的逻辑，而不是可有可无之事。
为什么总是要以阴谋论来理解农民？为什么不反思政府自身的阴谋？难道政府采用各种恐吓、威胁、哄骗、强力等手段就不是阴谋？白天搞不定征地，就晚上、凌晨强征，这不是阴谋？将房主支走，然后强拆其房屋，这不是阴谋？要说阴谋，只怕农民的阴谋远远不及政府的阴谋与阳谋！
3、农民权利不重要论
农民不仅无知，而且还有阴谋，可见，农民不是“好人”。显然，杨文还不满足这一点，其还进一步强调，就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权利保护来说，中国现阶段的理性选择应该是社会整体发展优先，至于个人权利保护则是次要之事。
用杨文的话来说，这就是：“无论是拆农村里的房子或城中村，过于着重个人基本权利未必是最好的，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整体发展还是最重要的。当然，这必须建立在官员公正判断处理和合理赔偿的基础上。”
按照杨文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清晰的公式，这就是：农民无知+农民阴谋+农民权利不重要=社会整体发展优先。现在，杨文又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对之佐证，这就是，在现阶段，排在第一位的是社会的整体发展，这是关键之举。农民权利的保护也就变成了次要、或者不重要之事了。可是，作者想过没有，当今中国如此多之信访、如此多之群体性事件，如此多之社会不稳定因素，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由于太过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太过重视地方发展所引起的？作者想过没有，就终极意义上来说，社会整体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
而且，作者这里有一个前提就很有问题，强拆强征的发生，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这一核心利益有关。在此基础之上，指望“官员公正判断处理和合理赔偿”总不是那么容易之事。在有些地方，恐怕是天方夜谭。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征地拆迁的流血冲突与自焚事件。一个极为简单的逻辑就是：农民没有权利，农村没有民主，农民如何可能争取到官员公正判断与合理赔偿？
所谓的农民权利不重要论，这是一种单纯的发展主义的谬误。任何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的发展，最后都是为了人类自身更好的发展。在中国现阶段，特别应该强调的就是要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的整体发展。我们不应该在这一宏观的判断上有任何的含糊、暧昧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新的一波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
再者，从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现实来考虑，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公民的诉求总是得不到满足的社会，纵使社会整体如何“发展”，政治稳定与政治合法性总是要受到极大挑战。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一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征地拆迁可以拆出一栋又一栋高楼大厦，可以拆出飙升的GDP，可以拆出不少政绩工程，可以拆出不少千万富翁，可是，同时也拆散了祖宗基业，拆散了民心，拆散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拆散了党和国家通过高速经济增长所构筑起来的共和国的良好形象。
总之，不管是农民无知论、农民阴谋论，还是农民权利不重要论，都是为了论证其所谓的社会整体的发展最重要论。难道这二者之间就不能够并行不悖吗？为什么在保持地方良好发展的同时，就不能够把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放在第一位？说农民无知，恐怕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是否无知？说农民搞阴谋，恐怕我们也要反思的是，我们曾经或者正在用多少阴谋对付农民？说农民权利不重要，恐怕我们也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重要不重要？
让人遗憾的是，一向秉持相对客观、中立的《联合早报》，竟然为强拆强征辩护，以所谓的社会整体发展最重要，公民权利保护不重要的论调批判中国为数甚少、近年来一直在为公民权利鼓与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