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人身依附关系


  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愈演愈烈了。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发迹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与一批流氓地痞、交易所经纪人鬼混在一起,他还向大流氓头子黄金荣门下投帖,算是黄金荣的门徒。蒋介石在做投机生意破产后,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是黄金荣等人帮他解脱,是时,蒋介石呜咽道:“那就……那就来生做牛做马,结草衔环,报答各位!”果然,后来蒋介石一“得道”,他的一伙门徒、“经纪人”、“老头子”不是个个都“升天”了吗?什么阿德哥虞洽卿、跛子张静江,至于“老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不是都捞了个“少将”头衔当当了么?

  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号称“民主自由世界”的美国,那种“人身依附”关系至今仍公然存在着。每一个新上任的总统,在组成内阁时总是将自己的一套人马安插进来,其组阁的标准当然也讲一点资产阶级的德与才,但主要还是以依附程度深浅为标准;他一下台,这套班子便彻底解散,由下一后新总统重新组阁。“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封建社会,也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坚持不搞“人身依附关系”的人虽是凤毛麟角,但毕竟有。如果说欧阳修是作为下级不对上级搞“人身依附”的典范,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可称得上是上级反对下级对他搞“人身依附”的典范。因为他用人时,不搞任人唯亲,不搞小圈圈,不“以新旧为先后”。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626年唐太宗登基后,对跟随他打江山的文臣武将,论功行赏。他手下的原来一班人马,由于这次大多没获取高官显爵,私下颇有怨言。太宗坚持原则,讲明道理,对这些老部下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不久,又有人建议唐太宗起用他的旧部当皇家卫队,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结果就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宋史·岳飞传》中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曾在抗金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李宝从敌后归来,被南宋名将韩世忠收留。李宝仰慕岳飞的英名,痛哭流涕请求到岳飞麾下抗击金兵。韩世忠写信给岳飞,转达了李宝的愿望。岳飞看了信,想到李宝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自己手下需要,韩世忠手下也需要,从全局考虑,李宝留在韩世忠手下更好些,于是便写信给韩世忠说:“均为国家,何分彼此?”——都是为了国家,留在你手下和转到我手下,有什么区别呢?李宝得知后,深为岳飞的言行感动,欣然留在韩世忠帐下,为抗金作了贡献。岳飞这种“均为国家,何分彼此”的坦荡胸怀,与历来官场里拉帮结伙、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抵制以“人身依附”关系来提拔官员的人也是有的。据《左传》记载,当郑国的上卿予皮提名要尹何做他封地的长官,理由就这么简单的两条:“吾爱之”与“不吾叛”。译为现在的话便是“我赏识他”与“他不会背叛与违抗我”。大臣子产并不因为是子皮将郑国政权交付给自己而顺从(予产执政是子皮举荐的),而是据理力争,终于使子皮打消了让尹何治邑的念头。

  上述诸人,尽管都还避免不了他们那个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但这种“以天下为家”,能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反对搞“人身依附”关系,显然是值得今人赞扬的。

  共产党人应是搞“人身依附”关系的叛逆者。各级领导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搞“人身依附”。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是孳生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土壤,它对党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具有很大的危害冒性。何况,一个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领导者具有使职务关系非人格化的作风,不培植亲信,不把下属看成是人格上的从属关系。而在搞“人身依附”关系的领导掌权的单位里,必然会出现这类反常的现象:封官许愿,私相授受,上面找“靠山”,下面拉“心腹”,形成“几驾马车”,貌合神离,互相拆台,内耗丛生,议而难决;顺我者,有问题也拼命“保”,缺德少才也照样提拔重用;逆我者,抓住鸡毛蒜皮无限上纲,即使德才兼备也弃之一旁。在这里,党性原则全抛掉,忠于某一个领导最重要,任人唯亲,唯派是举,老干部遴选接班人要推上“代理人”,连中青年干部被提拔也是认小圈圈不认党,认人不认原则,一句“我是某某人提拔的”,充溢着“知遇之恩”的陈腐观念……严重的,发展下去就会把我们党的权力,人民政权变为个人的权力、宗派的权力、小团体的权力,使无产阶级的政党与政权改变性质。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十分警惕这类问题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即使是“苗子”也决不放过。他曾经信任过他所亲近的干部尼同志,并委任他担任了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事务工作。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委员会却收到不少来信的报告,说这个干部重用坏人因而使工作受到损失,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列宁听到这些反映后,并不因为尼同志是自己亲近的干部而加以庇护,而是亲自派人作调查,调查的结果,情况属实,列宁知道后心情沉重,感到自己有责任。不久,尼同志被解除了他所担任的工作。

  我们党有个好传统,忠于党而不搞个人拉帮结派,忠于原则而不搞“人身依附”关系,忠于革命而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对老上级的尊重,对老同事的友谊,对老部下的关怀,这些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都是提倡的。但是,不管你是老上司,还是老朋友、老部下,只要你今天背离了党的原则,叛变了革命,就坚决同你决裂,毫不留情。就是在形势复杂、是非一时不明的情况下,至少也得保持距离,决不盲从“紧跟”。否则,我们党怎能依靠自身力量战胜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推行的错误路线?长征途中,张国焘带着由他为主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擅自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甚至企图另立中央,分裂我们党。但当他的真面目一旦被揭穿,就失尽人心,他只身投敌时,连贴身的警卫员都不愿跟他去。林彪一伙虽然大搞封建行帮活动,以是否忠于林家父子划线,以“官、禄、德”之重价招募“帮手”,林彪虽号称“副统帅”,可是当他们一伙仓皇出逃时,却是极端孤立的,除了寥寥几个死党外,又有几人真正把自己绑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战车上?闻名中外的陈赓将军是黄埔军校学员,在北伐战争时又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很器重陈赓同志,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以及高官厚禄来诱使陈赓同志依附在他门下,为他的反革命事业效劳,但却遭到党性坚强的陈赓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革命的原则高于一切,这是共产党人抵制一切“人身依附”动的有力武器。当年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

  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今天,在我们全面地进行改革、成千上万地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期,更要坚决反对那种搞“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正之风。我们党之所以历经劫难而愈坚强,之所以能多次依靠自身的力量战胜王明、张国焘、林彪、“四人帮”等的错误路线与篡党夺权阴谋,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充满希望的党内,搞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搞“个人依附”关系的封建行帮那一套,是极不得人心的;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党的优良作风与优良传统薰陶下的健康而新颖的人际关系,则是“王道荡荡”,始终在不断得到继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