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慈善、内心残忍。看似老实、实则阴险。以为他不声不响，其实他手段最狠。用摆谱来显示水平，用压制新生力量来保全自己。职场上的某一类“能人”，本质上就是这样。他们看着得势，实际上，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只有穷途末路的人才会这样斗争。这样的人下台，意味着这个组织还是上进的。这样的人霸者大权，只能证明，这个组织的发展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我认识的很多西方人，其实并没有太大创造力。他们平台高、学历高，没有太大的野心和创新，价值观稳定和积极，尽职尽业，同时享受生活，获得平衡的人生。和一些真正有抱负、有本事的人比，他们显得平常。但是，一个组织却会因为有了这些人，而在总体上显得规范而强大。

　　

　　走过了很多国家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哪个国家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哪个国家。是你相信的东西，最终你还是会相信。只不过，之前你没有和别人比较过，现在比较过了，你更加确信了。

　　

　　为什么，有些人上了哈佛，依然是高平台上的常规人才；而有些人没有上名校，也成为了为社会作出顶级贡献的人？很简单。前者如果没上哈佛，也许只是中等平台的常规人才，或者不成为人才；而后者上了哈佛，依然能够成功，甚至取得更大的成功。

　　

　　总有人认为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出了国回来，就会突然变得怎么样。于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此。其实，这依然是内因和外因的问题。出国充其量是个大外因。

　　

　　我们一直在强调国际化、与全球接轨，无非就是会说英语，懂西方的历史、价值观和社交礼仪。然而，我们自己难道不是国际的一部分？

　　

　　掌握话语权的，也许是敌人。伪装成救世主的，也许也是敌人。制定规则并将之普世化的，也是敌人。敌人只要了解我们就可以，而我们还需要识破来自舆论的伪装并且突破规则的界限。我们的任务由此更加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