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俞平伯挨批胡风坐牢 （3）
胡风写“三十万言书”
胡 风
新中国诞生了，革命知识分子满怀激情，迎来了这一天。胡风以长诗《时间开始了！》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热情讴歌。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胡风与马思聪、史东山、艾青、巴金四位好友在住处华文学校合影。
1952年7月，胡风奉命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中宣部主持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场“内部讨论会”虽是胡风与彭柏山商议后于4月23日向路经上海的周扬提出来的，当初还颇让周扬下不了台。然而，7月6日，当他接到周扬邀请来京讨论的通知时，形势已经发生重大的逆转。原因是舒芜突然“反戈”。舒芜的《从头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5月25日发表于《长江日报》，不久《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胡乔木撰写的“编者按”第一次公开点出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大名。更令胡风懊恼的是，他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知，舒芜在“上层”的授意下又写成了两万字的长文《致路翎的公开信》，已经寄到《人民日报》，揭发的内容将比第一篇更加“深入”云云。舒芜的这两篇文章严重地挫伤了胡风的自信，更影响了他的心绪。
胡风抵达北京后，周扬前来向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讨论会”方针的指示：“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还是由周扬转来周总理的复信，信中指示：“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提示道：“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它几遍。”此时，胡风还不知道周扬已读过他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信，也不知道周扬已致函总理澄清了上海面谈的经过，更不知道总理所作的批复，要对他采取“清算”、“批评斗争”和“改造”等。
胡风尽管被蒙在鼓里，但已痛切地感受到与组织对抗的困难，“以一人敌全体”毕竟是纸面上的豪言。于是，他放弃了“工作和组织问题”一揽子解决后，再“往北京”的初衷，决心委曲求全，只要不被撇在华东，哪怕“到北京坐冷板凳”，代价再大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便采取了“微笑听训”的态度。其后，他不停地忙于写各种“检讨”和“交代”。
“讨论会”于当年断续地开了四次。周扬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声色俱厉地斥责道：“你不是急于要解决工作和组织问题吗？那么，就得先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而且结论得你自己做。”
胡风回答说：“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中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我……”
胡风的谦恭当然是缓兵之计。会开完了，“代价”付出了，他觉得有理由要求工作的权利了，便先后找林默涵和周扬商谈工作问题和搬家问题。他的急切使周扬等感到非常意外。
1953年初，林默涵与何其芳的批判文章公开见报。发表前，林默涵致信给胡风，希望他能把会上承诺的公开检查快些写出来。对方的步步紧逼使胡风手足无措，他于1月28日到中南海拜访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承诺“公开检查”的文章在“搬家后两个月内”写出，并郑重地提出“申请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邵荃麟对他说：“入党的事，等你检讨了自然会有人去找你谈。”
胡风的委曲求全，至少解决了来北京的工作问题。周扬原则上同意将他安排在《人民文学》工作，同意他全家移居北京。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胡风与周扬有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周扬、胡风各举一旗，进步文艺的阵营被两个口号一分为二。
对于周扬与胡风这两个人，鲁迅曾有过比较：“……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应起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有自己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
建国之后，周扬成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具体领导人，而胡风的工作却迟迟未落实。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工作有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二是《文艺报》负责人；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风对工作安排未作肯定答复，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但未得到答复。
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周恩来忙于国务没有时间，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
胡风听后很震惊。
几天后胡风再次给胡乔木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胡乔木回答说，关于组织问题，可以给予考虑。
后来，胡风又为此找过负责作家协会党组织工作的丁玲，丁玲没有正面回答。敏感的胡风认为作为党员作家的丁玲在拒绝自己。
1950年3月12日和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批判阿垅诗论的文章。3月21日，阿垅立刻给《人民日报》写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对阿垅自我批判的文章感到很气愤，说这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11月17日，中国文联召开会议，做出了开展文艺整风的决定。胡风明显感到了一种压力。
1953年2月15日，就在林默涵的批判文章已经公开发表、何其芳的批判文章尚未见报时，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
3月5日，周总理批示：“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中宣部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但仍给他工作，并督促其往前线或工厂与农村中去求锻炼的体验，以观后效。”
胡风并不知道这些内情，他还在一门心思地找房、买房、修房。
一晃便到了5月，沙汀通知他参加“归俘作家访问团”，并说是周总理点的名，于是胡风欣然随团前往。在东北呆到6月底，返回北京继续装修新居。
8月初，胡风全家迁来北京。定居后，他即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当编委。邵荃麟任主编，严文井任副主编，邵严、何其芳、沙汀、张天翼、胡风、袁水拍、葛洛任编委。编委中除葛洛外，其余六人在历史上都曾与胡风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总结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提出：“我们提倡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自由竞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束缚作家在选择题材、在表现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借以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活动所指的‘百花齐放’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
茅盾提出：“必须反对在创作上那种‘无冲突论’或类似‘无冲突论’的倾向，反对那种脱离生活去描写生活的倾向；必须把从表现生活矛盾中去创造人物，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课题。”
然而，受到冷遇的胡风没能真切地感受到这次文代会所带来的新气象。他在分组会的发言，避开了大家关心的上述重大问题，而从“作家对劳动的态度”谈开去，引起了一些代表的反感。他并不清楚自身不如意的遭遇是文艺领导根据年初周总理“以观后效”的批示而作的安排，他将满腔的怨愤都倾泄在周扬等执行者身上，猜疑也越来越重。
1954年3月，胡风突然撇开所有的工作，开始“查阅冤狱材料”，为撰写“三十万言书”做准备。
胡风为什么突然在此时决定上书党中央，在“三十万言书”中控诉周扬等“非党”乃至“反党”，急不可耐地促使文艺思想的分歧政治化呢？
据说，他的上书受到了当时中央高层斗争的启发。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党（宗派）活动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的独立王国。”当时，高、饶问题高度保密，知情人士仅限于党内高层人士，胡风是通过绿原向聂绀弩打听到这次政治斗争的内幕的。
中央对高、饶事件的处理，给了胡风极大的启发。在他看来，周扬等领导文艺的方式与高饶集团有许多相似之处，搞的都是“独立王国”，都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他在上书中把周扬等的“宗派主义统治”上纲为高饶式的“非党”路线，期望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从上而下地一揽子端掉周扬派。
胡风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归纳了周扬等宗派活动的四点表现：
一、以树立小领袖主义为目的；
二、不断地破坏团结，甚至利用叛党分子制造破坏团结的事件；
三、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群众身上，以致竟归过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
四、牺牲思想工作的起码原则，以对于他的宗派主义统治是否有利为‘团结’的标准。这就造成了为反动思想敞开了大门的情势。
胡风将他与周扬等的理论分歧或宗派纠葛政治化后，进而推断出了令人震惊的政治结论：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造成的。以对我的问题为例，是有着历史根源，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利用党的工作岗位，有计划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高度的。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领导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
胡风上书之前，报刊上对他的文艺思想的公开批评仅止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现实主义”，并没有超出文艺思想争论的范畴，而胡风上书却将思想斗争政治化了。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适时地交给了党中央，后来，他就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文章，公布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私人信件的摘抄。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前面写了一段文字，对胡风周围的作家用了“反共文艺集团”的称呼。
在舒芜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
“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
1953年夏，胡风家从上海迁入北京。
作为伴侣和挚友，梅志与胡风荣辱与共、患难相济，风雨同舟达半个世纪。特别是1954年7月22日，胡风因向中共中央上交了他写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之后，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而遭逮捕入狱，梅志也因戴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进了看守所。
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郭沫若和茅盾在会上也作了同样的发言。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对胡风的批判升级为政治斗争。
1955年5月16日下午，公安机关带人到胡风家来搜查，抄走了床边、桌边、抽屉内的所有书信、文稿及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物品，甚至在小院的树下还挖了很深，以防那里藏着什么“罪证”。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先后将胡风夫妇带走，分别拘禁。
胡风夫妇被带走了，他们的大儿子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了70多岁的岳母和七八岁的小儿子。一夜之间正在上高一的16岁的女儿张晓风，不得不成了大人，要应付所有的事。她要求进步，并积极争取入团。几个月前，她还因父亲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而自豪。可这时，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漫画、政治讽刺诗统统压了下来，广播里成天是“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她真恨不得有个地洞能让她钻下去，躲开这一切。
1957年正值“反右”斗争，张晓风考大学，因政审没有通过，没有学校能录取她。她连续考了两次大学，都因家庭的政治问题，未能被录取，她灰心了，认命了。她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国营农场当了农业工人。
铁窗无情，一关6年。直到1961年，梅志的老母病逝，家中无人照料，经孩子请求才获释。
梅志获释后，四处打听胡风的下落，并多次向公安部请求探监，都未批准。直到1965年召开第三次全国人大时，胡风的老友、全国人大代表熊子民的努力协助下，几经周折，才求得放行探监。
胡风先是在公安部监狱功德林关押了5年，接着转移到秦城监狱关押了5年。
胡风是1955年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押送进功德林的。狱中的代号是0266。入监搜身换衣服时，搜出胡风缠在大腿上约3尺长写有字的白布，那是胡风写的“申诉”书。
对胡风的审讯主要是在他关押进功德林的头一两年。胡风在受审讯中，有一天同审讯员激烈抗争时，审讯员就按电铃唤监狱的工作人员何殿奎进去。何殿奎进去后，审讯员命令他拿手铐，把胡风双手铐起来。约一小时后，电铃又响了，何再进去时，审讯员让他带走胡风回监房，并命令他将手铐御下。胡风突然哈哈大笑。
当天胡风回监房后就开始绝食抗议。劝说无效后，找来医生对他采取强食措施，不仅无济开事，反面损坏了他的一颗门牙。在他绝食的第三天，何殿奎对他说：“有问题想不通，身体好就可以慢慢谈。要有坚持活下去的信念，问题总会搞清楚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胡风这才停止了绝食。
胡风在功德林是关押在“特区”，迁到秦城后关押在204监区。按监区规格他应与潘汉年、徐雪寒等人有同样的生活待遇。可是别人睡的是沙发床，室内铺有地毯，每餐是二菜一汤，早有牛奶，饭后有水果，唯独胡风是睡木板床，吃普通大灶的伙食，每周只有2天吃细粮和有点荤菜，他的伙食还不如关押在203监区的两个所谓“胡风分子”的谢韬、徐放。因为203区一层关押的是战犯，战犯们有自己养鸡、种菜的副食补充，伙食自然比普通大灶好。谢、徐两人就沾了光。
胡风的妻子梅志被允许来探监时，胡风已被囚禁在北京秦城监狱。此后，梅志常去探监。胡风在狱中坚持研究文艺理论，梅志为他送去他所急需的书籍和抄本，为他捎去爱吃的辣椒油，还特为他描摹一幅《简易太极拳图》，叮嘱丈夫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保重身体最重要。
爱情的甘露使胡风枯萎的心复苏了。他后悔自己入狱时曾有过以死抗争的念头，并一度闹过绝食。他觉得妻子说得对：“自杀是软弱的表现。只要咬牙活到头，再复杂的事情也能说得清。”
1965年12月，胡风在功德林和秦城监狱被关了十年后，终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遣送回家，监外执行。
一天，公安部来车接梅志到秦城，将胡风接回家，他们全家团聚过了出狱后第一个春节，还去天安门照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