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中国的复杂情状，持有不同认知的学者，关怀之心同一，对现实的分析却不同；看到了社会的病状，但提出的解决之道迥异。我主张的路径是，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进程中，而不是把全球化视作中国发展的主要机制。这基于一个对大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基本判断，到底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威胁切近，还是政治结构过于刚性在造成日常的、当下的伤害？主要阻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并不是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手松（经济）、一手紧（政治）的局面始终未获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下中国一切矛盾的关键点，迫在眉睫。

　　当然，放谈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威胁，这种预警自有其价值。20世纪是全球化大获全胜的时代，随着苏东的变局，资本主义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向全世界扩展。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由警惕转向拥抱，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急欲彻底打开中国市场的欲望与国内社会的现代化冲动完美结合，使中国深深卷入全球化漩涡之中。

　　全球化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国家构建。学者王晓明有一个敏锐的观察：80年代启蒙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人”，关键词是 “个人”；90年代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分化，核心词变为 “阶层”；这几年则转移到了“国家”。伴随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国崛起”之类的宏大叙事，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今日中国的“主旋律”。

　　近10年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全球化面临种种危机与挑战、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不断暴露出来的背景下，尤其是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消极后果，中国学术界及传播媒介对这一进程的批评意见大大加强，在90年代，知识界、文化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西化、反西方主义思潮，或可称为新保守主义思潮。批评全球化的人痛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来养活和发展自身的，但批评者往往没有认识到全球化与中国国家构建之间的关系，当很多国家成为全球化的被动受害者时，在中国全球化却变成了政府的强大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巩固目前这种政治结构的力量。中国国家的政治结构并未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展开相应改革；相反，政府获得了极大的资源获取能力，并凭借这种能力对经济和社会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能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并解构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在这方面，中国的案例是独一无二的，如高柏所说，中国的体制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全球化的代理人（agent），也是平衡市场的力量 （counterweighing power to market forces）。”

　　与反新自由主义者的预设不同的是，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也依然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尺度来运行的。中国拥抱全球化并不是受单纯的经济意识形态所驱动，而是由一种政治目标所导致的。因此，中国经济里的国家从未完全放权给市场。鉴于这个事实，反新自由主义者只批市场、不批政府的做法就成为不可以随意忽略的缺陷。

　　对国际资本的批判，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本质主义的：其一，在缺乏理论辨析的情况下，批评者往往把一整套社会实践与制度，从商品化到工业化到整个国家，都一概标记为“资本主义的”；其二，资本主义被认定为某种同质性的存在，不论其动力是资本的积累还是民主的扩张。这幅图景既神秘又抽象，完全忽略了多样化的社会形成过程。更关键的，这种批判从关注现代性的内部关系转向了关注民族国家的外部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这个转向遮蔽了中国现代性内部尚未完成的制度与文化的改革。

　　对于许多反资本主义者来说，尽管其人性关怀非常明确，其理论建构也引人注目，然而他们的政治哲学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立场而非基于现实的理性推论。正因如此，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采取虚晃一枪、避重就轻的手段，有意逃避在批判市场的同时也批判国家。

　　例如，吕新雨说：“90年代中国最大和最触目的社会问题就是大批工人下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庞大的两个人群：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命运因社会转型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所谓‘底层’表述的人群，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人群，从主流到底层，包括了太多的历史内涵，需要读解。从人口数量来说，这个‘底层’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为什么他们却成为底层了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和意识形态把他们推向底层的位置呢？”问得好。吕的答案是 “激进市场化改革”，“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被信仰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此要质疑的是，能不能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工人下岗和民工潮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所谓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

　　有关中国转型的现实状况，也许从以下几位学者的看法中，我们能获得更为真切的认识。秦晖先生的“低人权”、“低自由”说认为中国模式不足取：在西方摧垮福利制度，在中国遍布“血汗工 厂”，且可能在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既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也不是19世纪的 “自由资本主义”，而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的“资本主义”；丁学良先生说：“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从严格的学术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个纯粹 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发展模式，即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还有袁剑先生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国经济奇迹是一个想象和杜撰之物，其经济增长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一个长周期扩张的一部分而已。如果说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则是中国在压低企业成本、政府成本上无与伦比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当代环境下对早期资本主义一个更加极端的继承。”

　　批判西方全球化叙事与现代性话语，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无辜的。中国的现实究竟如何，需要独立客观的观察，更需要一种理性、勇敢的自我批判精神来引导这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