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晚上好!
下午,我到晓风书屋寻书,忽然看到一本精致的小书《小毛驴之歌》,感觉书名有些似曾相识,仔细一看,作者原来是西班牙的西梅内斯。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的书柜里,精心珍藏着他的《小银和我》,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是作者豢养的一头名叫小银的毛驴,作者为它写了一百多篇散文诗,描绘小银的劳动和生活,记录了这头小毛驴的喜怒哀乐,恬淡而隽永,悠长如深夜里的短笛,读来让人怦然心动。
眼前的这本《小毛驴之歌》难道是小银之外的记叙?由于镀膜封装,我看不到里面具体内容,好在价格不贵,便买了一本看个明白。
其实,在买与不买的刹那,我还在犹豫,暗想着这本书是不是《小银和我》的另一种翻译。《小银和我》的翻译者是西班牙的著名汉学家达西安娜·菲萨克,《小毛驴之歌》的翻译者是中国的孟宪臣,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看内容的时候我还有些忐忑,担心如果源自同一本书,那么译成《小毛驴之歌》就索然无味了,书名一旦翻译成这模样,内容一定会受到影响。果不其然,真真是源自同一本书的汉语翻译,从开篇到结尾,越看越觉得寡淡,于是,就有不少情绪越积越多密密匝匝憋在心里,不说不行了。
你应该知道,西班牙作家胡安·拉蒙·西梅内斯,是西班牙现代文学中承前启后的大诗人,是195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小银和我》是作者为他的小毛驴写下的一百多篇散文诗的集结(当然,这个小毛驴未必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出版后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走向世界。在西班牙国内,从1937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再版,所有西班牙语系的国家都选它作为小学生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有人认为这本书是西梅内斯写给孩子们看的,但作者否定了这一说法。
《小银和我》首次在中国大陆亮相,是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举。这部经典作品的中国版本,在今天开来弥足珍贵,除了原作者,翻译者是西班牙鼎鼎大名的汉学家,而在这个版本里,前部还有中国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深情的令人为之动容的序言,足可与原作相媲美,而在结尾部分翻译者菲萨克对小银来到中国的期望以及带给中国人民的问候,让人倍感温馨。这个精装本的《小银和我》,在当时的定价是1.30元。令人费解的是,在那个时候,文化娱乐的形式还极其单调,报刊书籍是社会的宠物,好书争抢都来不及,可这本《小银和我》的印数才1320册,分布到全国市场,简直少得可怜。
《小银和我》的原书名是《PLATERO Y YO》,如果按照音译,是不是该叫做《普拉特罗和我》?但是,普拉特罗是什么意思呢?在菲萨克翻译的《小银和我》里面,没有见到普拉特罗的出现,而在孟宪臣的版本里,普拉特罗原来是那头小毛驴的名字,于是,普拉特罗贯穿始终。为什么菲萨克把小毛驴的名字翻译成小银?这么诗意的名字是作者的原意还是译者的加工?小毛驴究竟叫小银还是普拉特罗?
两个版本的导语翻译也不尽相同。
《小银和我》的导语是:为纪念\住在索尔街的\寄给我桑葚和石竹的\可怜的小疯子\阿格狄亚。
《小毛驴之歌》的导语是:献给\住在索尔街的阿格狄亚,他常送给我桑葚和石竹花,是一个可怜的小疯子。
两相比较,我喜欢前一种,更具诗意,而后一种感觉平淡了许多。你以为呢?
我再列举第一篇里的第二片段感觉一番。
《小银和我》:我把它解开,它自己就向草地走去,漫不经心地用前吻微微地嗅触草地上的小花;那些玫瑰红的、天蓝的、金黄的花朵……我轻轻地呼唤:“小银呢?”它就仿佛带着满意的笑容,轻盈地向我走来,不知为什么会象是一只小小的风铃在娴雅地摇晃……
《小毛驴之歌》:我把普拉特罗松开,它跑到草地上,用嘴舔草地上的红花和野草……我亲切地喊它“普拉特罗”,它就欢蹦乱跳地朝我跑来,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高兴……
看了第一种,你会感觉到小银是一个人,可爱的小人儿。看了第二种,就看见一头毛驴,干巴巴的了无趣味。随着诗篇的深入,两者的对比就越来越多,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就像是中国古代名著,一旦翻译成外文,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层出不穷。翻译者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决定了一部作品生命力的延展空间。记得一百多年前我国一位著名的学者说,翻译必须掌握三个要点,即:信、雅、达。从字面很好理解,但具体操作起来,由于各自的学识修养不同,对作品的理解不同,翻译出来的作品也一样大不相同。如果是同一部作品出现多个版本的翻译,那读者或可耐着性子去比较,如果自身的母语修养欠缺,所翻译的外语作品理解肤浅,不但是对原著的亵渎,也是对读者的欺诈,充其量是翻译者钓名沽誉的工具罢了。想想看,一部诗意盎然的经典作品,被你翻译成小学生记叙文式的东西,是不是很悲哀?
这部作品分为一百多个篇章,每一章节数百字不等,阅读起来很轻松。从装帧上来说,《小毛驴之歌》颇为精致,但是版面的编排却是一塌糊涂了。《小毛驴之歌》的内容编排,好比一个没有加工排版的文档稿件,每一个章节首尾相连文字插图挤挤挨挨一竿子到底,中间连个喘气的空隙都没有,这样的内文排版,你说是不是急死人?即便作者搞不明白版面的编排设计,那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和设计呢?
在《小毛驴之歌》译后记里,翻译者为了顺应这本书的内容,提起自己对毛驴的深刻记忆,说是作者八九岁时候,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他很喜欢,对毛驴感情与日俱增,可是后来,1943年,日本鬼子扫荡时把毛驴抢走了,爷爷上前理论,被鬼子打了一顿,最后被刺了一刀,死了。这段悲情的记忆,怎么看怎么都像杜撰。我算了一下。按照作者的自述,1943年权且算八岁,那么他应该出生于1935年,可是,作者简介里说,作者1960年在某某一中毕业,25岁中学毕业,是不是迟了点?在计划生育如此严格的今天,25岁都算是晚婚了。一笑。
作者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到1984年版的《小银和我》,是作者真不知道,还是故意避开?我在猜测。
好像还有很多关于小银的话要说,却又觉得无多大必要。我不晓得国内有多少读者在看《小毛驴之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这头小毛驴的名字叫小银还是普拉特罗。我觉得,西梅内斯奉上的精美的大餐,被国内的翻译者偷工减料成了粗粝的难以下咽的剩饭残羹,不时冒点馊味,只是苦了那些满怀虔诚花了钱吃这顿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