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11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表示，公安部将继续对娱乐场所组织严格日常管理，辅之以常态化暗访侦查，做到每周不少于一次的检查，以严防涉黄违法犯罪反弹。公安部再次重申：不得歧视、辱骂、殴打，不得用游街示众、公开曝光等侮辱人格尊严方式羞辱卖淫女。刘绍武还说：“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12月12日《新京报》）
公安部再次强调不得以公开曝光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方式羞辱卖淫女，以及拟在公安部系统将“卖淫女”改称为“失足妇女”，这当然是一种意识进步。但不管如何称呼，也无法从实质上改变“小姐”被社会主流意识所污化的弱势地位和命运。所以，这样的尊重人性的举动，咋看咋觉徒有表面性和姿态性，无法抵达解决这道社会命题之本。相反，这样的外显的语言更替，只能起到一种掩饰丑陋的作用，把一些公权因缺位与越位导致的过激甚至违规违法查处行为，装饰成一种“失足拯救”。
这恐非笔者臆测。颇长一段时间以来，执罚成“经济”，与“以罚创收”范围被人为片面扩大，养成了一些执法机构对“扫黄”颇为积极的习惯。一些地方财政吃紧，“皇粮”喊缺，警察侦察办案费大头靠自筹。这样下来，警员的创收福利便无可奈何地依附于在自行处罚中施展自身的“才华”。在这条既定的“执法潜规则”所导引之下，便使抓“小姐”、亮“小姐”、与“小姐”家属写信、乱罚嫖客的动作频频。因为扫黄执法者一直处于道德的致高点，使得“粗暴执法、夸张罚款”的案例时有发生。甚至还有民警私撞民宅，以查黄扫黄为名，行“罚款创收”之实的非法案例见诸报端。
而当年“麻旦旦处女卖淫案”便是典型一例；另外，安徽亳州公安局副局长白玉岭所上演的“尿泡饭”闹剧，又是一个典型案例。白玉岭涉嫌贪污受贿169万元，私放嫌犯近万人，强奸少女，嫖宿妓女，毁灭证据等被“双规”。报道称，白玉岭长期在数个色情洗浴中心每次更新“小姐”，他都要免费“检阅”“验货”。浴场、“鸡头”都要“进贡”以获保护，否则就被罚款甚至判刑。其治下的亳州特警支队也素以爱查嫖罚款在当地“名声在外”。我不敢说吃这种“尿泡饭”的人较多，但单就统计一下近年来见诸媒体的白玉岭式的“抓嫖色官”便不少。
这类“色官”之所以顶着“大盖帽”去“拯救”失足妇女，并非仅仅是为了重树社会文明道德新风尚，而更多的为了“以罚创收”，改善小团体和个人钱袋鼓瘪状态的；另外，纳税人对公权力的有效举报和常态监督一直乏力，而上级又疲于监督与追究，这便造成了曾经有色心未有色胆者，一旦拥有权力，便成了既有色心更有色胆之徒。如果，我们的权力监督之手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么，任何人民赋予的公权就不可能堕落为发泄变态私欲的工具。若监督执罚权能充分到位，那么侮辱失足妇女的人格尊严与乱罚重金的现象便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