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严峻的通缩压力，中国开启稳健的货币政策。1999-2006年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执行时间最长的货币政策取向。2003年之后，贷款、投资等快速增长，导致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曾不断微调。尤其2008年年底，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基调也一直延续至2010年。

　　昨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我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过去两年来双政策原有基调相比，会议提出明年我国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货币双政策由过去两年来的“积极与适度宽松”搭配变为“积极稳健”相配，这一改变意味深长。

　　“货币政策由两年来的‘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是对当前流动性过于宽松、物价屡创新高等复杂形势的积极应对。”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意在让经济运行的货币环境回归常态，有利于稳定价格总水平，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事实上，货币政策的基调早就发生了变化。今年以来，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货币信贷增长正逐步向常态方向回归”；二季度报告指出“货币信贷增长从2009年的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在三季度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引导货币条件逐步回归常态水平”，其“引导”一词，也体现了此后的调控目的。与此同时，央行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已先行一步，包括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和公开市场操作等。1月至今，央行先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在10月20日时隔34个月首次加息，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央行10日宣布，将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0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第六次、也是一个月来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足以表明中国决策层对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担忧的日益加重，加大货币流动性回笼力度可见一斑。

　　综观近年货币政策可以发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大幅增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挑战，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实施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由此带来了货币供应量和银行贷款规模的显著增加，导致当年银行信贷规模增至9万亿元。今年，这一数据仍超出7万亿元，远高于此前多年4万亿至5万亿元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新增贷款超过7.4万亿元，距离年初设定的7.5万亿元全年目标只有一步之遥。11月末中国Ｍ2余额7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这种非正常的信贷规模对于多年来，以两位数发展的中国经济是百害而无一利。正如美国能源交易网副总裁林志共指出：“中国本来就没有出现过经济衰退的现象，更谈不少经济危机，只是因世界经济危机而减缓GDP增长速度，这本来也不一定是坏事，可以乘机调正并扎实经济基础，而中国反而乘机大搞基本建设，发行大量货币，难怪通货膨胀会出现，经济规律还是难于改变的。本来就不应该参与，现在退出其实是校正。”

　　我们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的能够把疲弱的内需拉上来，但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受收入、物价、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要取决于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保障程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并未表现出收缩之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和就业等层面的社会福利获取也相对有限。收入分配差距明显而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无疑抑制了居民的有效需求。这意味着，必须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否则居民很可能仍会为平滑跨期消费而选择即期储蓄，就难以实现释放居民需求潜力的预设目标。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则指出，中国目前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必须抓住主要矛盾，“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国现在最主要的矛盾不是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也不是物价问题，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他说。“中国能够用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已经不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过去依靠资源、人力和资金大量投入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必须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快地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他说。

　　08年我们释放的过的信贷规模并没有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反而加重广大人民生活的负担，比如，房价飙升，物价上涨。全国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不仅工资增幅慢，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令人担心。收入未见显著增长，税负却要大幅增加；08年释放大量流动性和大搞基建，不仅没有把经济转型放在首位，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的悬殊。“4万亿”中又有多少给了民生，所谓的“基建”，只是再次富裕了“既得利益集团”！普通民众能分得半杯羹吗？因此，我们早就应该关闭只为富人服务的货币信贷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