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崧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序言中说：在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文化就成为更为敏感的、争辩激烈的课题。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往往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现在再看陈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就会想起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之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各种矛盾也更多地以各种方式凸显出来。这些矛盾与问题的出现，最核心的的因素恐怕是经济发展与文化转型的匹配问题。看看目前我国社会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和主张，我们就觉得在新时期定义文化和讨论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的重要性。

　　比如，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近20年，但在文化领域还存在着大量的计划时期甚至是战争年代的“价值观”。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在市场经济面前，这其中的很多东西似乎较为苍白和无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古典伦理、革命伦理、契约伦理、工业伦理、后现代伦理等等一股脑地涌进来，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感觉无所适从。因为其中的很多东西是相互矛盾的。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实质已经确立，但是有关市场经济的思想和精神，也就是文化的价值导向，在我们这里一直是模糊的。似乎我们既需要市场的主体性、竞争观念、平等意识和理性主义，但也无法丢开传统的奉献啊、无私啊、牺牲啊等等理念。试想，在一个完备的市场中，如果“无私”这个东东进来，市场有法做吗？

　　再如，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伦理，但是其中的一些东西也显然无法与现实社会的真实状态对接。拿企业主来说，在“打土豪分田地”深入人心的文化中，是不是给了一个“致富光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雅号，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也制订了“物权法”，但是现实中却鲜见相关的行动。

　　仔细看看，现实中的大部分问题，其实是现实和理念不匹配所引发的。由于没有一个鲜明的声音，各种“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闹闹哄哄的，不一而足。拿企业来说，许多企业领导忙着“赶场”学习，一会儿国学，一会儿圣学，一会儿神学的，搞得自己都神神叨叨找不着北，遑论能给企业和员工带来什么新理念了。

　　因此，无论是在国民教育层面，还是在企业教育层面，当然也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我们都急需明确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基本理念。而这些理念的倡导，需要在共同层面上的平等的、自由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