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大弟子萧军曾两次到过延安，他第一次到延安是1938年3月中旬,那时萧军因反对阎锡山倒行逆施,愤而辞去“民族革命大学”的教职,想到五台山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为此途经延安。萧军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40年6月,从此生活和工作在延安,直到抗战胜利。萧军刚到延安,感到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光明,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七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萧军仍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萧军到延安的初期,工作辛勤积极,心情是十分振奋的。

然而,萧军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比如,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再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这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当时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也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以便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

然而，不等他成行，便被卷入“王实味事件”。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萧军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想不到碰了软钉子。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毛说：这事你不要管。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不再过问这件事，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散会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之类，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
党组织汇报了，于是形势严峻起来。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萧军怒气未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说明事实经过。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 1942年10月9日，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奋战群儒，毫不怯阵。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小时也收不了场，无一人退席。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压下怒气，尽力心平气和地说：“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 会上，丁玲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又爆发了。他腾地站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拂袖而去。
 
    会后，萧军又写了《备忘录》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过去,凡萧军给毛泽东写信,总是很快接到回信。这一次,事情这么大,毛却没有回信,根本不予理睬。萧军并不害怕。他仍然与王实味来往,还给他向毛泽东转信。王实味在十月一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信,申诉他的痛苦心情:“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 “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哟,我要安静要安静呀!不一定要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 必须!”萧军转信时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信：“泽东同志：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要我交给“文抗”支部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萧军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晨。”毛泽东仍然没有回信,还是不予理睬。事情到了这地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了。他对萧军不听劝阻继续过问王实味问题,无疑十分反感。换了别人,这时早该知趣回避。但萧军却锋芒不减,顶风而上。1945年8月抗战胜利,萧军从延安告别毛泽东主席,重返哈尔滨,从此再没有见到毛泽东。

从萧军在延安的坎坷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延安，有追求如王实昧或有性格如萧军者，气结局都十分不妙——这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延安，并不是一个接纳理想主义宽容个性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