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论语》之三十九 子路第十三（乙）

只会诗、礼、乐，都江堰能修好吗？

13．5【原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读解】前面有一则讲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为在春秋时期，士大夫、贵族的子弟在小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课程，就是诵诗三百。现在有些朋友从事少儿读经工作，主要是以四书为主，《诗经》只是选读；但是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不懂诗，就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所以当时的王孙公侯以及子弟们几乎个个都会诵诗。但仅仅是会诵诗还不行，还要“授之以政”，如果只会诵诗而不懂为政之道是不行的，那他就办不好事情，就不能处理好政务。在春秋时候，外交语言大多都是以诗代语，就是用《诗经》里面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左传》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很多，所以“诵《诗》三百”是基础。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什么是专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代出使别的国家，不像现在有无线电、有网络等各种快捷的通讯方式可以及时向上级请示联系，而且那时每个国家以及彼此之间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局势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不可能事先将所有事情都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只能给你一个基本的原则。《庄子·人间世》一文中，叶公子高奉命出使，出发之前心头特别紧张，因为他缺乏专对的能力，于是成也怕，败也怕。古代的使节都只是接受使命，也就是“受命不受辞”，至于如何去交涉应对都是随机应变的，他们只接受使命，但是如何办理，既不是国君的责任，也不是宰相的责任，而是使臣的责任。翻开《战国策》，那些纵横家的谈判技巧、随机应变的能力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

“虽多，亦奚以为？”但即使是有了诗三百这个基础，未必就能“授之以政”，未必就能“出使四方”，这就是读死书和读活书的区别了。做不到的人就是读死书，这种人被孔夫子所鄙夷，你背得再多又如何？又能有什么用处？要能够灵活运用，融会贯通，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兴于诗”是少儿兴于诗，“立于礼”是成年人才立于礼，“成于乐”是老年人才成于乐。在事上也是如此，必须要在“诗、礼、乐”三者上融会贯通，懂诗不懂礼乐不行，懂礼不懂乐也不行，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如果你想独立完成一件事情，想专任一方，那么四书五经要熟悉，方术也要熟悉，比如李冰到成都修都江堰，这就需要方术上的本事，如果只会“诗、礼、乐”，那都江堰能修得好吗？

 

做人要表里如一

13．6【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读解】这一点我们已经多次讲到了，在上面的人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行为摆端正：修养要正，语言要正，行为要正。只要做到了这三点，那么就能“不令而行”，不需要专门发布命令，老百姓或者下面的人自然就会遵纪守法，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反之，如果其身不正，那么就会“虽令不从”；即使下了命令，采用了强制的手段，老百姓也不会遵从行事的。有些人贪赃枉法、吃公款包二奶被抓了现行的，或者被媒体曝了光，那么从此以后他在单位上就再也说不起话了，没人还会愿意按他的指示办事了，所以关键就在于“其身正”。有些人没出事之前很威风，但是一旦“不正”之处被人抓到了，一下子气势就没了。身正还是身不正？是明处身正暗处身不正？是表里如一还是表里不一？这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如果在身正上能表里如一，那么就会有稳定性、持久性；若表里不一，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让自己从此抬不起头，还有什么资格为政。

 

秦始皇灭尽天下诸侯，唯独剩下卫国

13．7【原文】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读解】大家知道，周武王克商以后大封诸侯，诸侯以宗亲为主，都是王室成员，鲁国的周公和卫国的始封之君卫康叔都是周武王的兄弟，只不过周公要年长一些，卫康叔是最年轻的一位。为什么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在《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周代的典诰，其中周公做了若干篇，有些是给鲁国写的，但很多是写给卫国的。周公在周成王的时候封康叔于卫，他经常把自己这位年纪最小的兄弟拉到身边叮咛嘱咐，曾诚恳地告诫卫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亲自把殷商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讲给他听，并作《康诰》、《酒诰》、《梓材》等多篇文章指导康叔。

说起来卫国的命运有点奇怪，自从周武王分封诸侯，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天下诸侯都灭尽了，唯独剩下卫国他没有动手，到了秦二世，陈胜吴广都快要揭竿起义了，秦二世才最终把卫取消，所以在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寿缘最长的是卫国。尽管卫国和鲁国一样，在春秋时期也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糟糕的现象，但是典章、教化、礼仪还是深入人心。从卫国几次迁都的范围来看，卫国的版图远远比鲁国大，只不过鲁国是周公之后，名声在前，而且出了孔子，影响力大而已。其实卫国也有许多贤良之士，在《论语》中孔子经常对卫国的一些贤大夫表示赞赏、敬仰，对卫国的人丁兴旺和经济富裕都表示过赞叹。

 “鲁卫之政，兄弟也”，的确是这样。一方面讲他们都姓姬，是有血缘关系的本家兄弟；另一方面他们都忠实地秉承于周公之教，所以鲁、卫之政没有多大的出入。孔夫子周游列国，在卫国呆的时间最长，而且在卫国收的学生仅次于鲁国。下面一段，正是孔子表扬卫国的公子荆。

 

没有驾驭能力，好事反而带来痛苦和麻烦

13．8【原文】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屋。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读解】公子荆，字南楚，是卫献公的儿子，卫国的一位贤大夫。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到，卫国的公子王孙是很有文化，很有教养的。虽然公子荆在卫国属于亲王级别，但是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了点财产，他就说：“差不多够了。”再稍多一点，他就说：“很多了，可以了。”真正有很多财产了，他就说：“足够了，圆满了。”这里面透露出什么呢？一个人要知足常乐。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们在生活之中常常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在有些人身上，欲望往往处于失控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我有一些做企业的朋友，往往是在运气好的时候把控不住自己。本来发展势态挺好的，但他急剧扩张，急于在原有的基础上连翻几番，连翻几番看来起来是好事，结果运作起来相当痛苦，相当费力，人事、资金等各个方面都崩紧了弦，简直有要崩溃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知足常乐。有时，看起来是好事情来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驾驭能力，这件好事给你带来的未必是满足，反而是痛苦和麻烦。

·民族的文化与国家整体综合实力

13．9【原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读解】孔子这一段的言说可以作为治国的大纲，这个治国大纲实际上并不复杂，很简单。

孔夫子第一次到卫国，冉有给他驾车，老人家坐在车上，悠悠然地来到卫国都城帝丘，一看，这个地方的人可真多啊，简直比鲁国曲阜的人还多，于是发出感叹：“庶矣哉！”几年前，我借用孔子的这句感叹，改“哉”为“斋”，给自己刻了一枚“庶矣斋”的印章。前段时间到北京，遇到一些教少儿读经的朋友，我送自己写的《庶矣斋》诗词集给他们时，他们问我这三个字引自哪里？出于何典？我说，你们都是教少儿读经的，《论语》里的字句都记不得了？当时，我念了这一段，他们马上就明白了。

如今，中国人口居于世界第一，岂止“庶矣哉！”十三亿可以说是人口过剩了。作为一国之主，作为执政者，如何面对民众？如何面对社会？如何料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说“富之”。当政者不能让老百姓没有饭吃，所以首先是“富之”。粉碎“四人帮” 之后，邓小平复出，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的治国思想，使国家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没有几年，粮票没有了，肉票没有了，酒票没有了，老百姓的吃喝不再受限制了；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兄弟迅速感觉到，今天的饭吃饱了，衣服穿暖了。现在的情况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从能吃得饱到要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哪天哪顿没有肉吃？还怕吃多了，吃成“三高”，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体会到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一个执政者如果不能让老百姓富起来，那他一定是失职的，没有资格坐在执政的位置上。

当然，冉有并没有停留在“富之”，他进一步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老百姓富裕了之后，执政的人又该做哪些工作呢？孔夫子就说“教之”——要使广大的老百姓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里的教育是指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当中又首推道德方面的教育。当然，文化是全方位的，人类文化既有精神文明，又有物质文明，既有文学艺术，又有科学技术。我们怎样使一个国家由穷到富，又由富到有教养呢？

我们可以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复兴看到“教之”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已是伤痕累累，整个国家可以说被盟军的飞机大炮炸成了一片废墟。特别是德国，美国、俄罗斯毫不客气的地毯式轰炸，使柏林城没能保留一幢完好的楼房，教堂也都炸光，除了慕尼黑及德国南部没有过多地受到战争的侵扰，德国的其他地区完全是一片废墟。日本除了名胜古迹之外，凡是工业生产所在地也都全部被炸光。但二战之后，他们为什么恢复得那么快，发展得那么好呢？因为他们全民族的教育基础雄厚，民族整体的文化素养很高，战争之后，一旦条件允许，就能很快地复兴起来。

而中国这一百多年，从清末以来，老百姓接受现代化教育不足，继承传统教育也不够，加之内乱不休，民族整体素质一直亟待解决。我经常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是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变。大家可以掰着指头算一算，从1840年以后，每十年中国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有一次巨大的震荡，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为止。之后，中国还是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能使我们真正潜心于文化教育的时期并不多。1949年之前，救亡图存是主要矛盾。1949年之后，虽说要富国强兵，但又受到阶级斗争、极左路线的干扰。改革开放以来，首先要“富之”，经济建设占了主导地位，国家在科学、经济上下的工夫多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道德上的教育显得有点失落。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以前中国是出政治家、军事家的时代，如今是出老板、企业家、CEO的时代，并不是出思想家、哲学家的时代。严格说来，这一百多年，中国学术界有几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为人类的思想文明作出重大贡献？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贡献？我们仅以诺贝尔科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来衡量，有几个华人获奖？一个都没有；有的也都是少数几位海外华人。我们连印度、日本都不如，所以说，如今是一个思想贫乏的年代，这跟我们几十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孔夫子这里说“教之”，是从更深的层次来阐述的，我们也应该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它。“教之”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的国策，是长期的不能稍加松懈的一个着力之处，而且还应该把它落于实处。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教育投入在国家预算里，或是在国民生产总值里能占多少份额？经常有人算这笔账，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不但没法跟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也没法与韩国、印度等国家相比，这方面的投入很少，而且仅有的教育投入，大都投放在理工科。以前，四川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系是全国有名的，而现是最没有出路的专业。更可悲的是现在的历史系不得不与旅游系合并，因为现在旅游是热门产业，有“钱”图。学历史的找份工作都难，学中文也不像前几年那么风光了。现在，中文比不上英文吃香，考研究生、博士生，中文学得好不好？会不会写文章？无所谓；但若是英语过不了关，肯定拿不到文凭。

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教之”的重要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不立“教”。这里的“教”并不是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儒教等宗教，它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国家社会整体的综合实力。在中国文化中包涵了孔孟、老庄、佛教等诸多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在什么地方？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地方又在哪里？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民族文化是有国界的，有它自身的民族特色。所以，孔夫子这里所说的“教之”，的确是我们当代社会执政者应该着重看到的两个字。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从“富之”来看，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经济建设已见成效；虽然目前又出现了贫富悬殊的问题，但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富裕了，外汇储备已达到八千多亿美元。从“教之”来看，全世界都在办孔子学院，国内的“国学风”也刮得一天比一天热，“教之”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在这里学《论语》，应该从孔夫子与弟子简单的对话中，了知治国的方略和根本所在。为什么老子在《道德经》里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富之”、“教之”，四个字，这么简单。但要真正料理好，做到位就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