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自鸣得意得过早

一只自信的乌龟，大声哼着英语流行歌，轻快超过一只听不懂歌词、神情有些迷茫的兔子。对还是不对？

最近读到的两篇文章让我很有感触。

先是英国《金融时报》对印度一个比较著名的商业记者巴尔（Raghav Bahl）写的新书《超级大国：中国兔和印度龟之间的神奇竞赛》（Superpower? : The Amazing Race Between China's Hare And India's Tortoise）的批判文章。

巴尔的观点是尽管印度看上去远远落后，但它的民主和法治传统，加上民间强大的创业基础，使其模式更加稳健，从长远来看，不无超过中国的可能。

英报文章认为他论证时抓住印度的所有光明面和中国的所有阴暗面，有选择地挑选剪报和经纪公司报告。虽然他并不完全否认中国的强项，也并未完全否认印度存在腐败、贫穷和受种姓制度约束的社会关系等问题，但倾向于对这些问题轻描淡写。

坚持到底的乌龟打败骄傲的兔子这个寓言成为巴尔生动表述自己赶超主题的象征。印度人精通英语这一点也被用来大做文章：“一只自信的乌龟，大声哼着英语流行歌，轻快超过一只听不懂歌词、神情有些迷茫的兔子。”为此，《金融时报》文章批判他自鸣得意，认为这也是印度赶超中国的一大障碍。

巴尔的这种盲目自信确实有问题，但是它并非仅仅表现在这个印度人对于自己国家发展模式的吹捧上，中国包括西方一些人开始鼓吹的“中国模式论”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它认同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意识不到经济增长中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公平、公正、失衡等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代价。中国政府则果断应对并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更使得“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起来。

鼓吹这种思想的人同那个印度人一样，都有一种思想态度上的轻浮。比较起来，“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自鸣得意之感更甚。学者秦晓对之进行了批判，我特意摘录在下面同大家分享：

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和行政干预，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滋生腐败，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某种程度的替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秦晓的说法实际佐证了印度人巴尔的观点，尽管对方有点狂妄。当然，现实是复杂的，当中国高铁长驱直入频奏凯歌的时候，美国人说，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铺设铁轨估计可能会激起户主、环保团体以及其他相关团体和美国政府纠缠100年的官司。但我还是相信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现在的“中国模式论”自鸣得意得过早。

英国渣打银行最近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可以作证：从2012年起，印度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一状况很可能持续到2030年。届时中国将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占据全球GDP总额的24%；而印度则仅次于美国，将占全球GDP的10%。到了201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成为世界第一。

因此，别自鸣得意得过早，相信中国汽车业的一些玩家对此也会深有感悟，都还在你追我赶中，确实别自鸣得意得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