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12月6日发表述评文章说，宁夏吴忠市警方对举报人王鹏的跨省追捕，以前者在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强大压力面前退让而告终，真相依旧不明。由这起事件的检讨，上升到对近年来公职招考“潜规则”泛滥的系统反思。报道中，有受访专家称，许多机关通过“量身定制”、交叉安排等方式实现官员子女的上位，让社会其他阶层人员的机会越来越少，仅有的几个上升通道也机会渺茫，由此会引发社会“仇官”心态。　　
　　公务员考试的确立，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艰难启动机构改革、裁减冗员处于同一时期，绝非偶然。曾长期沿袭的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子女顶替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任意军转、企业人员进机关安排“吃财政饭”的情况，是1990年代及以前机关队伍庞大的主因，加剧了政府特别是财政收入困难地区政府的运转危机，也不利于吸纳并合理使用人才。　　
　　公务员考试制度建立后，不经考试就转公上班的管道被堵截了，但在中西部许多地区，领导子女仍可以通过海外留学或入伍服役两种方式，以引进优才、落实复转军人安置等名义，吸纳进入机关内部。　　
　　随着凡进必考原则的严格化，前述“曲线救国”“打擦边球”方式运作的可能和空间越来越小。而同期，民企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国进民退”成为不争的事实，创业难度增加，让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在内的毕业生、社会青年所可以从创业、参加企业工作而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消褪。再加上就业形势的严峻化，使得公务员报考日渐热门化。　　
　　应该说，公务员考试笔试的科学性一直存有争议，但公平性是广受认可的，简而言之，哪怕是单位领导的子女，也需要首先经过笔试关，才有机会在面试等环节走门道。事实证明，国考层面，这方面的公平性原则体现较为充分，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达成了相互制约关系，待招公务员岗位需要按照行政科学进行分解，很难出现报考要求过低或过偏的情况。　　
　　但在地方尤其是市县两级，理论上，主管官员完全可以利用其在岗位说明、分解等环节上的充分解释权，以及招录过程中的完全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为子女或关系人群铺路。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公职招考“量身定制”丑闻，印证了这种权力滥用的现实存在；事实同样证明，光靠上级凭借有限的信息源和动力来制约地方大玩“潜规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愿望。　　
　　一些地方官员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的情况是，他们的前任或者上一辈官员，运作子女顶替、通过非招录方式做官任职，之所以没有引起巨大民愤，不是因为这种暗箱操作合理合法，而在于改革开放后曾有一段时期，社会各阶层拥有包括报考公务员在内各种自由发展的机会，很多人的权利意识还不充分（也没有表达这种诉求的互联网和发达媒体网络）；而今，权二代、富二代们把控了许许多多平民阶层发展、向上流动的机会（创业创新创富，以及接受优质教育的平等机会），还将最后一个多少保留了公平和希望的机会（报考公务员）也剥夺了，这不能不引起权利意识普遍苏醒的社会其他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　　
　　固然，靠既得利益者自我（道德或制度）约束，来断送其牟取利益、传送和交换利益的机会，几无可能。要想官员子女垄断公务员招录机会的现象彻底从一些地方消失，有赖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建立并充分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回避制度——在此基础上，阳光化的招录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自中央至县乡各级公职机关的所有法定职位，都需要按照行政科学和少数民族地区、落后地区实际，制定明确的招录资格要求，机关新录公务员和该岗位现职公务员都应符合资格要求；所有法定职位的说明内容及公务员履历全部在政府网站上公开；公务员体系对造假、徇私现象予以零容忍。　　
　　是的，改革需要时间，就像当初在推进公务员凡进必考原则落实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耗费了十数年，但国家有关方面应当以更加鲜明的姿态、符合递进加强原则的举措，来控制“潜规则”泛滥现象，以实际行为的善意抚慰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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